那年，父亲在乡里当书记，母亲跟随父亲住在乡机关大院，我参加工作不久，在外地上班，

那年，父亲在乡里当书记，母亲跟随父亲住在乡机关大院，我参加工作不久，在外地上班，还没有转正。我在县城的民政所当办事员，刚入职半年，转正得看年底的考核，硬指标是下村走访够五十户困难群众，还要有完整的帮扶记录和村民签字。 那年冬天，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 我在县城民政所当办事员刚半年，转正的硬杠杠立在眼前——五十户困难群众走访记录，得有村民红手印。 父亲是乡里的书记，母亲跟着他住在机关大院，而我每月只能趁周末回去蹭顿热乎饭。 桌上的搪瓷缸子结着圈白渍，母亲往我碗里夹排骨时，父亲突然放下筷子："明天跟我下村。" 二十个村子散在山坳里，我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常常摸黑才找到一户亮灯的人家，这样跑下去，年底能凑够数吗？ 父亲的"北京吉普"停在乡道边，他摇下车窗扔给我个帆布包："把每个村落的路线画在纸上，标出门牌最旧的那几户。" 我蹲在田埂上啃干馒头时，总能看见他跟老乡蹲在一起抽烟，手指在泥土里划拉着什么。 直到第三周，我在王家屯遇见双目失明的李奶奶，她摸索着从灶膛里掏出烤红薯，硬塞给我两个："你爸上次来，帮我把漏雨的屋顶修好了。" 帆布包里的走访表突然变得很重——原来父亲每天提前两小时出门，不是去开干部会。 他给的从不是特权的钥匙，而是走路的拐杖。 那些画满箭头的地图成了我的秘密武器，村民签字时总笑着说："你跟你爸一样，会蹲下来听人说话。" 考核结果出来那天，所长拍着我肩膀："你的记录是唯一一个被县民政局抽查时全票通过的。" 现在想起那个冬天，窗外的风好像都带着烤红薯的甜香。 真正的体面，从不是别人给的台阶，而是自己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脚印。 遇到坎儿别先想走捷径，试试把问题拆成最小的步骤，就像父亲教我的——先数清楚门槛有几道裂纹。 此刻办公桌上的绿萝又冒出新叶，我轻轻擦掉叶片上的灰尘，就像当年擦去走访表上的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