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总盯着庞家那点热度了，南京博物院真正的痛，其实在前院长姚迁身上。 1966年

别总盯着庞家那点热度了，南京博物院真正的痛，其实在前院长姚迁身上。 1966年的冬夜，南京博物院院长办公室的灯亮到很晚。 姚迁把一叠文物借阅登记册推到桌角，指尖在"马远《山水图》借予某领导"的字样上反复摩挲。 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卷着打在玻璃上，像极了那些被借走的文物明明标着"国家所有"，却在权力的口袋里找不到归期。 这位刚满40岁的学者，头发已经白了大半。 从1958年接手院长职位起，他主持过六朝墓发掘，编过《江苏出土文物选集》，馆里的每块陶片都认得他的指纹。 可现在，他连自己库房里的字画都说了不算。 江苏省几位领导以"研究"为名借走的文物，最长的已经在私人书房挂了五年。 "领导研究需要"，这句话姚迁听了不下二十遍。 他往省里递过三次报告，每次都被退回。 最后一次找分管副省长时，对方把茶杯往桌上一顿"姚迁同志，你的觉悟要跟上嘛。 "他攥着那份写着"宋代马远《山水图》现存何处"的清单，指甲掐进掌心，却连争辩的力气都使不出。 麻烦是1965年秋天来的。 有人突然举报他主编的考古报告抄袭，说他把实习生的发现写成自己的成果。 学界的朋友偷偷告诉他，这是"敲山震虎"。 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翻出沈周《庐山高图》的照片，那幅被借走的画里，瀑布正从云端砸下来，像要把什么东西砸得粉碎。 1966年早春，姚迁在遗书上写下"我以清白之身而来"，把钢笔轻轻放在那叠从未被批复的文物讨要报告上。 他不会知道，自己守护的那些字画，要等到十年后才从不同的领导家里被找回来。 其中那幅马远的《山水图》，边角已经被虫蛀了个小窟窿。 现在去南京博物院，还能在院史陈列室看到姚迁的工作照。 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中山装，站在考古工地前笑，背后是刚出土的青瓷瓶。 展柜里还放着他当年用的文物登记册，泛黄的纸页上，"沈周《庐山高图》"旁边的借阅记录，墨迹已经晕开了。 这些年文物保护法改了又改，现在连馆长都没权力随便外借一级文物。 上个月我去参观，正好碰到工作人员给宋代字画装恒温展柜。 玻璃反光里，我好像看见那个1966年的冬夜，姚迁把登记册锁进铁柜时，手指在"国家财产"四个字上停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