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第三届中央领导人，牺牲了。蔡和森：第三届中央领导人，牺牲了。项 英：第三届中央领导人，牺牲了。邓中夏：第三届中央领导人，牺牲了。如图所示，在第三届14位中央领导人之中，有的牺牲了，有的病逝了，有的失踪了，仅4位活到了建国以后。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奋勇前进……他们信念无比坚定，他们坚信一定能建立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1923年，广州街头多了些生面孔。他们不是来做生意的，也不是来投亲的，是来开会的。肩上背着包，手里提着纸袋，进了东山恤孤院后街那栋旧房子。那会儿的中共还小，整个党也就几百人，广州开这次会，是头一回全国的骨干聚在一块，要讨论个大事。 房子不新，窗户是木头的，夏天一开，蝉叫声就灌进来。屋里热，汗味重。有代表干脆把外套脱了，卷起袖子。桌椅不多，椅子坐着吱呀响，有的干脆席地而坐。气氛不松快，大家心里都憋着事。这回是要定方向，不是寒暄。 争来争去就是一件事：要不要进国民党。说白了，就是要不要和别人一块干。有人担心失了主心骨，有人说不借别人一把力，连路口都过不了。共产国际的人也在，一口生硬的中文，意思却不含糊：要合作，才有戏。 九天时间，白天争，晚上续，有人通宵不睡，就坐楼梯口抽烟，沉默。最后通过决议：党员可以个人身份进国民党。定了这条，再往后，就是怎么干。修党章，定制度，列方案。总共十三份文件，一样样过，没糊弄。 选人也是件头等事。选出一批中央领导，有熟面孔，也有新名字。陈独秀得票最高，毛泽东也进了名单，不过是秘书，负责日常。蔡和森、李大钊、王荷波、项英、朱少连、谭平山、罗章龙，名字一个个出来，有的当场就被人记住了，有的，那时候名气还不大。 会后，这批人散回各地，干各自的事。有人上了报纸，有人进了监牢。慢慢地，一份名单上开始画叉，谁牺牲了，谁病逝了，谁被捕了。蔡和森，1931年在长沙遇难；李大钊，1927年在北平牺牲；邓中夏，1933年死在南京；项英，1941年皖南突围时被击毙。朱少连，1929年就没了。剩下活到1949年的，只有四个。 毛泽东活到了后面，不光活着，还成了领导人。罗章龙也在，后来不再参与核心事务。谭平山、徐梅坤也都在，只是后来各走各路。这十四个人的命运，拉成一条线，从广州出发，一路往前，最后四个到了终点，十个倒在路上。 三大的决策，不是空喊。广州很快变了样。工人上街，农民建会，学生发传单，气氛一下子活了。广州成了据点，全国都在看。国共合作的架势摆出来了，宣传材料一摞一摞地印，群众开始知道共产党是干嘛的。可事不会一边倒。 合作有成效，也有矛盾。国民党里有反感的声音，共产党人在里面常常没底气，说话得看眼色。统一战线是把双刃剑，能开路，也能割肉。好景没维持几年，清洗开始了。当年开会的人，有的就是死在这个风波里。 但三大不是失败。它让党第一次走上了公开的政治舞台。原来只是在屋子里开会写传单，这下有了群众，有了队伍，有了活动空间。方法是借来的，手段是妥协的，但方向是确定的。小党要成气候，不能只靠硬碰，也得知道什么时候拐弯。 那批人里，有人一生都没穿过好衣服，有人到死都没留张像。他们做决策的时候并不从容，会议也不宏大，就是几张桌子，几盏灯，几摞纸。但他们做的事，把后来几十年的路定了个基调。 广州的会址现在成了纪念馆，游客进去拍照，导览员讲一遍遍的历史。可这段事儿，不该只靠图片回忆，它原本就不干净，也不整齐。那些争论声、脚步声、叹气声，现在听不见了，但当年是扎扎实实存在的。 那个年代不讲浪漫，讲怎么活下去、怎么往前走。那批人是拼命去找个活路。他们没有时间精雕细琢理论，更多是在边干边想。纸上写的、嘴上说的，很多是临场定的主意，可正是这些，撑住了后来的根基。 历史书上把三大写得很完整，可真到现场看过、翻过那些泛黄文件的人都知道，很多事是靠拍板拍下来的，不是推演出来的。那种拍板，是一群人信不过将来，却还愿意往里跳。 广州的那个夏天，热，闷，蝉声大。屋子里坐着的人，有的还不到二十岁，有的才刚参加革命。他们说话的语速不快，有时打断，有时沉默。没人穿西装，也没人打领带。有个代表用手绢擦汗，手绢旧得边角都磨破了。 桌上放着一壶水，没人动。有人在纸上画圈，有人发呆看窗外。走廊上传来小贩叫卖的声音，有人笑了一下，又低头继续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