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移葬小组在为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移葬入殓。毛主席说：“替我采一束野花，放在弟弟墓前！” 1956年，新疆烈士陵园建好不久。 那年夏天，天热得厉害，地上全是细土。移葬那天，人站在墓前没说话，三口棺椁静静摆着，白布包得整整齐齐。负责的人说是中央批准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一起从老地方迁过来。 埋得靠得很近，几乎是肩挨着肩。 有人从北京带来消息，说毛主席托话了，让人路边采束野花，放在他弟弟的墓前。 没人喊口号，也没人高声朗读悼词。 几个年轻干部在旁边拿着铁锹，不知怎么开口，只是看着地，过了好一阵，有个年纪大的，咳了一声，把头抬了起来，说：“都到了。” 毛泽民其实从没站在台前，他是老二，出生在韶山，比毛主席小三岁。 二十来岁时在安源矿区干活，先是接手合作社，后来成了经理。 那时候矿上的工资发的是“矿票”，工人拿着票去街上换钱，常被压价。 日子过得紧巴，合作社就想法子解决。毛泽民提议集资，印股票，几千个工人把家底凑出来，搞了八千多银元。 用这些钱进货、卖布、卖米，价格低些，社员还能分红。这一来，合作社活了，人心也稳了。 但人一多，事就杂。 账不清，风言风语就出来了。有人挪了钱，有人去长沙进货说花了多少，其实拿来中饱私囊。 工人闹，俱乐部开会，毛泽民也被点了名。他没推卸，回来后写了个《办事公约》，讲账要公开，谁管哪摊事儿得写明白。 制度从这儿慢慢有了雏形。 到了三十年代，他去了江西苏区，任务是组建国家银行。说是银行，其实啥都没有。 纸张、油墨、印钞机，全缺。没办法，去山上找松树，割树皮熬墨汁，收破布造纸。 有一次前线缴获了一批旧账本和税单，他拿回来照着研究，连国民党的会计格式都学了几样，觉得挺有用，就整理出来用上了。 银行刚起步，人员少得可怜，五六个人干完所有事。 他不讲场面话，也不摆资格，天天守着库房、账房，忙到很晚才走。有人说他像个老账房，抠得细，事多，但账清。他也不吭声，手里的算盘噼啪响，听得人心里踏实。 后来到了长征，银行没散，跟着红军走，成了“扁担银行”。 印钞机、银元，挑在扁担上。人走到哪，银行跟到哪。有次进了遵义，老百姓买不到盐，粗脖病满街都是。他下命令，用缴来的食盐作准备金，发红军票，按平价卖盐。 几天后，城里人排队来换钱，没人闹，也没人不信。 后来红军要撤了，他坚持设兑换点，把票全收回来。有人劝他别管那么细，他摇摇头，说这事不能含糊。那时候部队都装车了，兑换点的灯还亮着，换完最后一张票才关门。 这一点，有人记了下来，说红军票兑得回来，是他定下的规矩。 说得轻巧，其实要担风险。那会儿谁都急着走，他慢一步，可能就走不脱。但他还是做了。他不愿给人留下糊涂账，也不愿群众寒心。 再往后是新疆，1938年，本来是准备去苏联治病的，走到新疆，中央说留下来干事。 他也没吭声，就留了下来。当了财政厅厅长，又管民政。 新疆那地方，摊子大，人杂，账也乱。他在那儿做的事不多说，干的都是常规活儿，稳物价、改税收、修公路、推教育。 有几个月，物价没怎么波动，老百姓能买到米和油，那就算不错了。 可盛世才变了脸，原来跟苏联亲近，后来投靠国民党。 1942年，一纸命令下来，逮了不少人。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都被抓了进去。狱里情况没人知道太清楚，只听说中统的人提审时要他交代，说他要搞暴动，他没承认。 有人劝他写封信，脱党保命，他不肯。 1943年9月27日，被杀，没留遗言，传出消息时，外界早已没有他的音讯。 三个人，没一个活着出来，同年被捕，同年遇害，至死，都没换立场。 那之后十多年，新疆换了人，烈士陵园开始筹建。毛泽民的骨灰从旧墓地迁过来，和另外两个并排安放。那一天没有太多的仪式，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和几个从党内调来的干部。 野花是新疆当地采的，紫花地丁，还有几朵山丹丹，被插在墓前的一块青石上。没有瓶子，就直接放在土里。风吹过来，花头晃了晃，石子翻了几颗。 后来陵园建起来了，董必武题写园名，邓小平写了“永垂不朽”。 每年清明，乌鲁木齐的干部带队来扫墓。 2015年，中央代表团也来过，墓前依旧是花，石碑也还在，立得直直的。 书里写毛泽民是“红色金融家”，听着不接地气。 他不是什么理论家，也不爱讲大道理，就是个做事的人。管钱，理账，抓制度，稳人心。他的那些制度，后来很多沿用到共和国成立后的财政体系里。 可他自己没看见那天。他的路，止在了新疆的一间牢房里，止在了一句“决不脱党”。 野花后来枯了，被风吹跑几瓣，墓碑没说话。 远处城市起了楼，陵园还是那个陵园，风吹得挺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