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我替人顶罪蹲了三年，出狱后，那人送我一套房和他的老婆 我走出监狱大门时

84年，我替人顶罪蹲了三年，出狱后，那人送我一套房和他的老婆 我走出监狱大门时，李建国已经在外面等了。他穿了件的确良衬衫，袖口挽着，见我出来，快步走过来，递上一套新衣服。“强子，委屈你了。” 他声音有点哑，眼神不敢跟我对视。我没说话，接过衣服往路边的公厕里钻，把身上洗得发白的囚服换下来，扔在垃圾桶里。那衣服磨得领口都松了，扔进去时还飘了一下，像片没人要的破叶子。 他把我带到一家小饭馆，点了几个菜，一瓶酒。三杯下肚，他掏出一串钥匙推过来。“强子，城南新楼，两居室，给你安家了。” 钥匙黄澄澄的，我看着有点晃眼。接着，他又拿出个红本本，是我和秀莲的结婚证。我脑子嗡的一声。“你什么意思？” 他搓着手，笑得比哭难看：“秀莲跟了我，一直没落好。我马上要去深圳闯荡，带着她不方便。你……你们凑个家，我也安心。房子算我的赔罪，也是嫁妆。” 我盯着那张合影，秀莲抿着嘴，眼神怯怯的。三年前，我进去前，她还不是李建国的人，是隔壁纺织厂的挡车工，给我送过一双她纳的鞋垫。电风扇在头顶嘎吱转着，吹得结婚证边角微微颤动。 我没当场答应，也没拒绝。钥匙我捏在了手里。第二天，鬼使神差地，我去了那套房子。门没锁，我推开，看见秀莲蹲在地上擦瓷砖。她抬起头，见是我，手一抖，抹布掉进水盆里。“强子哥……”她声音细细的，和当年一样。屋里窗明几净，餐桌上摆着两副碗筷，一小盆粥还冒着热气。 我们都没提李建国。她给我盛粥，手指纤细，手腕上有道浅疤，我认得，是以前在厂里让机器给刮的。我喝着粥，她坐在对面小口小口地吃。阳光从阳台爬进来，照在她半边的头发上，茸茸的一层金光。 晚上，我睡在客厅沙发上。半夜听见她房间有轻微的啜泣声，我敲敲门，里面静了。我说：“秀莲，明天我去找点零工。这房子，你先住着，别的……再说。” 里面过了好久，才传来一声很轻的“嗯”。 日子就这么过着，像盆温吞水。我在码头扛包，她在家接点缝补的活。我们话不多，但饭点总能凑到一起。直到一个月后，邮递员送来一张汇款单，是李建国从深圳寄来的，数额不小，附言栏写着：生活费。 秀莲拿着汇款单，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傍晚的风吹起她的头发，她忽然说：“强子哥，我们把钱退回去吧。” 我看着她，她眼神很静，却有种我没见过的坚决。“我身子没病，也能干活。这房子……你要是觉得膈应，我们可以搬出去租一间小的。” 我忽然明白了，李建国说的“送”，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我和秀莲，像是被潮水冲上同一片沙滩的两只贝壳，看似挨着，却各自守着里面那点柔软的、怕受伤的肉。该怎么过？也许答案不在李建国给的钥匙和红本本里，而在每天那碗温热的白粥，和这句“我们可以搬出去”里。窗外，天色正一点点暗下来，楼下的路灯啪一声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