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高考结束，我回到了生产队里，依然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在等待考试成绩的

1979年高考结束，我回到了生产队里，依然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在等待考试成绩的日子里，有人告诉我，说湾里的次先生在背后嘲讽挖苦我，说我今年怕又是名落孙山了。 那天薅完棉花往家走，日头把土路晒得冒白烟，次先生突然从大槐树下钻出来，拦住了我的扁担。 他戴的老花镜断了条腿，用麻绳拴在耳朵上，蓝布衫的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攥着个鼓鼓囊囊的粗布包，老远就闻见一股霉味。 “小子，跟我来。”他说话时下巴抬得老高，像谁欠了他两斗米，我心里憋着气，脚底板却不听使唤地跟着他往村西头走。 次先生的土屋比我家还破，墙皮掉了大半，窗台上摆着个豁口的粗瓷碗，里面插着几根干枯的野菊花。 他把布包往炕桌上一摔，哗啦啦滚出十几本旧书，纸页黄得像腌菜叶子，有的还粘着黑黢黢的泥点。 “这些书，”他拿蒲扇敲了敲最上面那本《千字文》，“有用的放左边，没用的归右边，烧火用。” 我心里冷笑，准是看我考不上大学，先给我找个烧火的营生，于是故意把一本夹着批注的《论语》扔到“烧火”那堆，看他心疼不心疼。 次先生蹲在地上捡柴火时，我瞥见他后脖颈的皱纹里嵌着泥，枯瘦的手指拂过书脊，指甲缝里的老茧把纸页刮得沙沙响。 第二天我学乖了，把带红铅笔批注的书都归到“有用”堆，他却突然指着本《算术启蒙》说：“翻到最后一页。” 我翻开一瞧，里面用红铅笔写着“鸡兔同笼，设头为x，足为y”，字迹歪歪扭扭，像刚学写字的孩子，旁边还画了只三条腿的兔子。 雨停那天午后，我在《孟子》里发现夹着张泛黄的纸片，是张1948年的教员证，照片上的次先生梳着油亮的分头，穿中山装，胸前别着支钢笔，哪像现在这样佝偻着背。 “那是我在镇小学教书时的证。”他不知啥时候站在门口，裤脚还在滴水，“后来学校让我教‘新算术’，我不会，就回来了。” 我突然想起二柱子媳妇说过，次先生以前是先生，咋会连“新算术”都不会？ “你以为我让你理书是闲得慌？”他突然把蒲扇往桌上一拍，震得老花镜滑到鼻尖，“你娘前天偷偷给我送鸡蛋，说你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嘴里老念叨‘考不上咋办’——我让你理书，是让你有事干，别瞎琢磨！” 我脸一下子烧到耳根，原来他不是嘲讽我考不上，是怕我等成绩等得魔怔了，用这种笨办法给我找活儿干。 次先生蹲在灶门前添柴火时，火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像个晃动的老槐树。 “我年轻时考县立中学，考了两次都落榜。”他往灶里塞了根干柴，火星子溅到他的蓝布衫上，“第三年边给地主家放牛边复习，牛吃草我看书，蚊子叮得满身包也不敢挠，怕把书挠破了。” 我这才看见，那些《算术启蒙》的批注，都是照着我扔在炕头的高考复习资料抄的，红铅笔头磨得只剩小拇指长，笔杆上全是汗渍。 成绩下来那天，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在村口响成一片，我正趴在炕桌上给书贴标签，次先生比我先冲到门口，鞋都跑掉了一只。 拆开信封看见“录取”两个字时，我腿一软坐地上，他倒抓起我的胳膊就往门外拖，粗布衫的扣子蹭到我脸上，扎得生疼。 “跟你娘说去！”他嗓门亮得像敲钟，“让她别再偷偷给我送鸡蛋了，我那筐红薯还等着还她呢！” 去公社领通知书的路上，次先生非要塞给我个布包，里面是五块钱和三个热馒头，馒头皮上还留着他指腹的纹路。 “这钱是给人写春联攒的，”他不看我，眼睛盯着路边的野草，“路上买瓶墨水，大学里写字用得多。” 我上大学那天，次先生没来送，队长说他天不亮就去山上了，要给我采束“聪明草”。 火车开的时候，我摸出他塞给我的《算术启蒙》，里面掉出片干枯的远志草，夹在“三人行必有我师”那页，草叶上还沾着点泥土。 后来我在大学教数学，总给学生讲“鸡兔同笼”的故事，说解题前得先静下心，就像种地前要把地整平，坷垃没弄碎，种子撒下去也长不好。 去年回老家，发现村小学的阅览室里摆着一排蓝布包着的旧书，校长说这是次先生去世前捐的，每本书里都夹着张红铅笔写的纸条。 我翻开最上面那本《论语》，里面夹着的纸条上写着：“学问如种地，别指望一天浇出水来”，字迹歪歪扭扭，像极了当年那本《算术启蒙》里的批注。 现在每次路过学校，听见孩子们念书的声音，就想起1979年那个夏天，次先生蹲在灶门前添柴火，火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棵永远不会倒的老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