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七万多匹日本军马成了烫手山芋！当时国民政府接收这些军马的时候，估计没人想到最后会是那样的结局。 七万多匹战马，听起来是笔不小的财富，毕竟那会儿咱们自己的骑兵部队正缺马呢，更别说这些还是日军精心培育多年的优良品种。 这些军马可不是普通的马，日军为了培养它们花了不少心思。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就从阿拉伯和英国引进种马，在北海道建了专门的繁殖场，每年投入的钱相当于当时中国军费的5%。 折腾了三十多年，终于弄出了身高一米四五以上、耐力比普通马强不少的“东洋马”。 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日军手里的军马已经有七十五万匹了，光一个甲级师团的骑兵联队就配了一千二百匹，比步兵联队人数的三分之一还多。 日军对军马的管理也挺有一套，每天给马喂一点八公斤的精饲料，里面有燕麦和黑豆，士兵还得实行“马先于人”的制度，军马的死亡率能控制在每个月百分之零点三。 每个师团都有军马医院，配了四名兽医军官，常德会战的时候，受伤的军马有百分之六十二都能治好归队。 骑乘马能负重一百二十公斤跑到时速三十五公里，挽马能拉动一点八吨的东西，驮马每天背着八十公斤的东西走四十公里路，在滇缅战场还能代替汽车运弹药，说它们是“战争利器”一点不为过。 1945年九月到第二年三月，南京受降的时候，光是华东战区就接收了七万四千多匹军马，里面能繁殖的种马占了百分之二十三，比当时国军的坦克数量多得多，那会儿全国坦克才三百二十七辆。 本来想这些军马能派上大用场，可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孝陵卫的马厩里，三千匹军马因为吃了霉变的草料，闹大肠杆菌，三个月就死了一千二百匹。 苏州收容所更离谱，把一千五百匹军马放生到太湖里，结果快一半都死于溺水或者被狼叼走了。 当时也不是没人想挽救这些军马，留日兽医专家赵金声就提交了《军马饲养改良方案》，建议建五个区域种马场，可因为军费要优先买美械装备，这方案就被搁置了。 1946年还有人搞了个《战后马政建设纲要》，想引进三百匹日本种马搞杂交育种，结果因为行政效率太低，也没弄成。 农业部畜牧司当时才七个官员，连个专业的军马培育机构都没有，新疆的紫貂马场后来也因为缺技术人员倒闭了。 那会儿后勤部门一门心思要搞“三年汽车化”，1946年买了一万两千辆美式卡车，可全国的柏油路才四千公里，汽油每个月的供应量还不够需求的百分之十五。 这就有点不切实际了，放着现成的军马不用，非要搞汽车，结果汽车跑不起来，军马也没管好。 对比一下同期的美军，在欧洲接收了德军两万一千匹军马，通过分区饲养，保留了百分之八十七的种马资源，后来还帮了美国畜牧业不少忙。 这些军马最后的结局挺惨，百分之三十八被部队当应急口粮宰了，百分之四十二死于营养不良和传染病，还有百分之二十被无序放生，1948年山东解放区都还发现三百多匹有日军血统的军马。 1938年安徽广德的时候，日军强征了五百匹民马，因为喂错了东西，让马吃了黄豆就马上喝水，结果三百匹都胀死了，这也说明技术适配性多重要。 后来到了五十年代，解放军建山丹军马场，借鉴了日军北海道的培育经验，搞“分群饲养+血统登记”，十年就让国产军马存栏量涨了百分之三百。 七万军马的消亡史其实挺能说明问题，战略资源要想发挥价值，得有技术储备、制度保障和长远规划，缺一样都不行。 国民政府那会儿总想着军事现代化，却掉进了“重装备轻后勤”的坑里，没考虑到中国还是农业社会的现实国情，最后好端端的资源就这么浪费了。 这些军马算是无言的战争参与者，它们的命运其实就是近代中国工业化转型的一个缩影，那里面的教训，到现在来看也还是挺有警示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