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9日，国民党中将宋希濂在大渡河沙坪被俘，当得知俘虏他的解放军团长只有27岁时，宋希濂半天说不出话来。 宋希濂黄埔军校时期，他个头普通，脾气不软，挨训挨得多。和陈赓同班，操场上一起打靶，课堂上挤在一条长凳。几年过去，两人站到完全不同的阵线。陈赓成了解放军大将，挥兵大西南；宋希濂留在蒋介石身边，头衔越堆越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川湘鄂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名目一长串，人却一步步站到缝里。 老照片里的他，脸圆眼尖，与电视剧《特赦一九五九》里的瘦削形象对不上号，更像《解放大西南》里那一版。西南战役失败，蒋介石公开讲话，说高级将领精神崩溃、纪律松弛，撤退时总是先部下而退，把士兵丢在后面，又点名这次西南军事失败，宋希濂要负最大责任。 骂声落下，动作接着来。蒋经国带着六封亲笔信赶到前线，在十四兵团中分头做骨干的工作。毛景彪以“国防部”第一厅厅长的身份盯着宋希濂，一边拉拢陈克非。两人通话被宋的情报部门监听下来，几页电文摊在桌上，他看完心里发凉。夜里郭汝瑰率二十二兵团悄悄靠拢，他越想越觉得这一盘棋对自己不利。 战局彻底塌掉前，他提过一条路，把西南几十万残兵往中缅边境撤，退不了就杀进缅北，在那边山林里另起炉灶。蒋介石把这看成逃命方案，当场否掉。前线局面越来越乱。宋希濂请求带兵进宜宾休整，郭汝瑰回话，只准他带少数随员入城，十四兵团不得入城。他心里明白，一个人进城很可能刚下车就被拿下，只能调头。1949年12月6日，他带兵到宜宾以西二十公里的牛喜场对岸，对岸江边站着一千多人的“红帮大刀队”封锁渡口，他派去的联络员一踏上对岸，就倒在沙滩上。 他合计着，解放军大概会先对付郭汝瑰，再回身找自己，结果棋盘翻得极快，解放军主力还在路上，郭汝瑰已经在暗处“磨刀”。十四兵团连夜北撤，车灯压得很低，队伍被拉成几截挂在山路。12月14日下午，部队退到岷江上游犍为县清水溪镇一带，后面传来的消息说，解放军追兵只有四五里。炊事员刚把锅支到石头上，火刚起，迫击炮弹就压下来，山坡上烟尘翻滚，队伍被撵着分开。 这一整天，宋希濂连一口热饭都没吃稳，只能跟着队伍往前挪，又走了二十里。15日，他脚下发虚，心里清楚，再跑多半是死路。腰间只剩一支还能自己做主的手枪，他拔出来，顶着自己的太阳穴扣住扳机。警卫排长袁定侯扑上去，一把夺下手枪，两个人在乱石边扭作一团，灰大衣蹭得一身泥。枪没响，人还活着，解放军的封锁圈已经合拢，中将再想抬枪，只能把双手举起来。 沙坪一线的战斗并不规整，有说两岸误会交火，有说追击中打散队形。就在这阵乱里，脱下军官服的宋希濂混在一小撮残兵里，换上普通士兵的样子，摸黑往山上钻，最后缩进一座古庙，几个人挤在佛龛后面。枪声渐远，解放军开始清场，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三九团一营二连副连长吕世祥、战士刘光荣带人进庙，见供桌下面鼓鼓囊囊，对着帷帐后面喊，让里面的人出来，说明宽待俘虏的政策。 帷帐抖了几下，先钻出来几个脸色发白的小军官，最后一个慢慢挪步的是灰大衣胖子，自称军需官。衣袋上插着两支金笔，手上戴着两枚金戒指，不像普通后勤兵。吕世祥心里起疑，先把人押到一营营部。教导员许绰向俘虏讲明政策，让校级、尉级军官各站一边，灰大衣胖子偏偏夹在中间，既不肯往高官那排凑，也不肯蹲到士兵那边。部队把见过宋希濂的敌工干部王英光叫来，对上眼，身份立刻露出来，十四兵团司令官、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这一串头衔，全压在这张脸上。 也有人回忆，说那天解放军上山搜到一座神庙，看见佛龛帷帐无风自抖，掀开时宋希濂从佛像后面举手走出来，自称军需、书记，当场被熟人认出。两种说法细节不同，指向都在沙坪那座小庙。宋希濂后来在书里写下一句，1949年是最痛苦的一年，妻亡子散，自己成了阶下囚。 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气氛有时比前线还扎人。有战犯拿那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打趣，矛头对着十四兵团。西南那一片，真把枪口对准自己太阳穴的，是宋希濂，不是黄维。黄维被俘的经过，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在口述里讲得很清楚，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连声喊糟，忙着调汽车摆防线，黄维一看形势不好，钻上一辆坦克想冲出去，被解放军堵住，听几声“下来”，人就下来了。杨伯涛特赦后当上政协文史专员，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晚年一提黄维，还要骂一句“无能”。 功德林里有人说，黄维被俘以后知道性命无忧，说话越来越硬，让外人误以为他从头到尾都铁骨铮铮。把这种后来练出的硬气，同沙坪石滩上那支被袁定侯夺下的手枪放在一起看，味道就不一样了。宋希濂在功德林待了几年，赶上国家特赦战犯，走出高墙，分到住房，按司局级待遇安置。 这样算，被俘对他还有几分“因祸得福”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