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治丧委员名单 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由于人数过多，名单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以职务高低为序排列，等同于主任委员，是治丧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即华国锋、叶剑英等四人。 第二部分是以成员姓氏的汉字笔画，从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的。他们大多数是治丧委员会的小组负责人及其成员。 一九七六年九月，北京的天一夜比一夜沉。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第二天一早，各级案头上多了一张治丧委员会名单。名单太长，被硬生生拆成两截：前面一截按职务高低排，华国锋、叶剑英等四人排在最前，等同一圈主任委员；后面一截按姓氏笔画，从少到多拉出一条长长的队伍，多是各个小组的负责人和骨干。纸上只写了几句程序，其实是在给一整套治丧机器排队。 卫生保健组就藏在这长龙里。组长刘湘屏，五十六岁，卫生部部长；副组长黄树则，六十一岁，两人盯的是总盘子。卫生部抽调王桂珍、黄开云、才生嘎、张立，北京市卫生局派出谷秀波、辛福录。三十三岁的王桂珍，从上海郊区赤脚医生干起，口碑好到登上银幕，成了电影《春苗》女主角原型，一九七五年才进卫生部核心组，被当作新生代的代表。几笔名字落下来，转身就变成人民大会堂里外那一串白大褂的背影。 九月十日，毛主席遗体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十一日至十七日对各界开放吊唁，每天十多万群众排队进场。卫生保健组先把“阵地”划好：东大厅交给中南海门诊部和北京医院，专门照顾中央首长、省市负责人和重要党外人士；北侧、西侧交给首都医院和阜外医院，对普通群众一视同仁；大会堂外设四个医疗点，由友谊医院、工农兵医院、宣武医院、北医一院守在几个要口上。每个点两名内科、一名外科、三名护士，一辆救护车，像在悲恸的人流边上钉了一圈木桩。医务人员先看政治，再看本事，各单位党委做完政审，再把主治大夫和护士长推上去，北京医院的钱贻简、许国忠，首都医院的方干、华传东、宗淑杰，阜外医院的于秀章、胡镇祥，一个个都被点名。中央保健部门还按老规矩，让几位专家在家里或单位待命，由卜志强统一调遣。 十日那天，灵堂刚一开放，北大厅就被哭声塞满。当天的数字写在简报上：大会堂内出现六十一名病号，其中十九人因为悲痛晕倒；广场上又有六百七十四个病号，一例休克，经抢救都缓过来。东大厅室温偏低，几位老同志在里面歇脚，出来后嗓子痛、头痛、流涕，被记作轻度感冒。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本就常年头晕、腹泻，吊唁完觉得浑身不得劲，医生建议送去北京医院做脑血流图和下消化道窥镜检查，他坚持要赶回湖南，当晚六点直接飞回长沙，内部简报干脆记他是整个吊唁期间唯一真正出险的高级干部。 这回把卫生保健组也吓出一身汗。当天晚上，刘湘屏他们和中办连夜调整，大厅入口堆上上百件棉大衣，领导进门先披一件；东大厅支起桶装姜糖水，让上岁数的同志喝上一杯。招数看着土，效果却明显，伤风感冒的数字很快往下压。十一日、十二日，简报上开始密密麻麻：群众因极度悲痛晕倒三十九人，出现休克一人，累计治疗二千三百七十五人；九月十二日这一天，队伍里发病二千四百五十人，其中九人病情偏重，休克四人、虚脱三人、晕倒一人、冠心病急性发作一人，全都被抢救回来。十三日，大会堂内外各医疗点共治疗六百七十五人，留观三十人，晕倒十二人，冠心病五人。 一些名字和数字被捆在一起。北京市一商局政工组组长郭书印，就是其中一个。瞻仰完遗容刚出大厅，他突然抽搐、痰堵，面色青紫，说话含糊不清，血压被量出二百二十比一百三十水银柱。医生连用硫酸镁注射、针刺、吸氧、吸痰几招，总算把人从危险线上拽回来，再让他口服安定片，送往北京医院急诊室观察。这样的急救一遍遍上演，只是大多数没写进纸面。九月十日至十七日这一段时间，最终被压成一行数字：大会堂内共治疗三百九十八人，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共治疗八千四百三十一人，巡诊六千九百八十四人，合计一万五千八百一十三人。一万五千多张病例，压在三十多位大夫和护士的肩上。 灵堂里人挤人，空气浑得很，相关领导一直担心会不会闹出传染病来。十三日凌晨，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的人赶到北大厅东西两侧采样检菌，化验结果显示没发现致病菌，杂菌数都不超过五十个，这才算给这一条隐形风险画上一个相对安心的句号。 视线再往广场那边拉。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被划成一张棋盘，西到西单北大街，东到东单北大街，规划出三十四个医疗救护站，重点落在广场内部，从东西标语塔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设了十四个站。广场像一盘棋局，队伍一格格排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