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大特务周伟龙出任国民党交通警察总局总队长，眼见国民党大厦将倾，他开始酝酿弃暗投明工作。这交通警察总队是原来中美合作所进行特务训练后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周伟龙要弄明白这支部队是怎么来的，得从他自己的履历说起。 1901年，周伟龙生于湖南湘乡，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后，先在国民革命军里当基层军官，1927年宁汉分裂那阵子，在唐生智手下做宪兵营长。 这段经历给周伟龙留下了一条日后有用的人脉——唐生智，正是他1949年密谋投诚湖南时，暗中联络的对象之一。 离开唐生智体系之后，周伟龙被戴笠拉进了特务圈子，30年代初出任汉口警察署长，又与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私交甚笃。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伟龙奉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之命，专门负责看管被送到南京的张学良，这件差事说明他在戴笠眼里已经是信得过的人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周伟龙被调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成了戴笠在沦陷区里最重要的一颗棋子。 他在上海干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主持刺杀了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唐绍仪，字少川，时年七十六岁，抗战爆发后没有随国民政府西迁，而是留在上海法租界。1938年9月28日，日本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亲赴上海，托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引荐，密谈拉拢唐绍仪出面替日本主导的伪政权背书。 这个消息报到戴笠那里，戴笠转呈蒋介石，蒋的批示只有一个意思：就地处决。 命令落到周伟龙手里。唐绍仪住在法租界武康路，门禁森严，正面硬闯不是办法。有人告诉周伟龙，唐绍仪这辈子最好古董，周伟龙当即部署，找来与唐家熟识的蓝衣社骨干谢志磐充当引线，花重金购置了一对宋瓷花瓶做道具，派老牌特务赵理君假扮古董商前去行事。 1938年9月30日上午，赵理君带着特务王兴国、李阿大，由谢志磐领进唐绍仪的客厅。唐绍仪让左右退下，低头细看花瓶，李阿大从暗处取出小斧，猛击后脑。 唐绍仪当场倒地，被送往广慈医院，于当日凌晨三时五十分气绝，时年七十六岁。法租界当局随即发出缉捕令，悬赏数千元，始终无果。 重庆方面对外宣称唐绍仪死于日本人之手，林森、孔祥熙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褒令，蒋介石亲发唁电，这件事就这样被掩了过去。周伟龙因此案立功受奖，在军统内部的地位更进一步。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周伟龙这一生，每一次出手都是为自己的上司和私利服务，从未考虑过承担什么责任。 1940年，戴笠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江西上饶组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周伟龙出任总指挥，统辖三个纵队，名义上敌后抗日，实际上专门用来对付新四军。 偏偏他擅长暗杀，不擅正规作战，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的几次正面冲突几乎每次都落下风，让戴笠没少皱眉头。 1940年11月，周伟龙秘密与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协调部署，两个月后，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北移途中遭到围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忠义救国军是这场围堵行动的参与力量之一。 此后周伟龙调任中美合作所主任，在南岳、上饶、建瓯、漳州等地主持美式特种作战训练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这支日后总兵力超过六万人、全员配备美式冲锋枪和卡宾枪的交通警察总队，一点一点被攒了起来。 1948年9月，周伟龙晋授陆军中将，出任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局长，手里握的，是保密局在内战末期最后一块硬实力。 这就是为什么1949年初，当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主力被基本歼灭之后，蒋介石和毛人凤对周伟龙的任何异动都格外警觉——这支部队一旦倒戈，后果难以收拾。 周伟龙也清楚自己手里的筹码有多重，开始暗中联络程潜、唐生智，把多个交警总队悄悄调往湖南，截留军用物资，为自己铺退路。 蒋介石命他调派精锐部队赴奉化护卫，周伟龙故意派了一支残缺部队应付，这一举动直接坐实了他的异心。保密局随即掌握了周伟龙与解放军方面接触的证据，1949年2月，周伟龙被秘密逮捕，随后押往台湾。 他筹谋良久的那条退路，就此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