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刘国鋕被捕，刘国琪大惊，专程从香港飞到重庆，拿出一张空白支票给了特务头子徐远举："放了我弟弟，要多少钱，你自己写。"此事震动了王陵基，惊动了何北衡，何应钦亲自出口要刀下留人。 徐远举收下了金烟盒、金手表，看着那张空白支票，却提了一个条件：只要刘国鋕在脱党声明上签字，就可以放人，兄弟俩还能在美国团聚。刘国琪带着这句话去见弟弟，关在白公馆里的刘国鋕听完，一个字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 许多人到这里才想起来问：刘国鋕是谁，值得这样大动干戈？ 刘国鋕，1921年生于泸州，家里是当地首富，按辈分他排行第七，人称"七少爷"。这样的出身，在那个年代完全可以置身事外，舒舒服服过一辈子。 但刘国鋕1940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没有回家继承家业，而是应党组织的安排，去了云南省陆良县中学任教，担任教务主任，后来还一度代行校长职务。 陆良是个偏远地方，刘国鋕在那里一边整顿校风，一边秘密发展进步力量，把一批倾向革命的年轻学生拉进了地下工作网络。 这种情形持续到1945年底，当地反动武装开始注意到刘国鋕的行动，党组织立即将他撤出，他才辗转返回重庆，公开身份换成了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在《商务日报》做兼职记者，也是在这段时间认识了曾紫霞。 1947年前后，刘国鋕开始参与《挺进报》的发行工作。《挺进报》是重庆地下市委秘密出版的一份油印小报，由地下党员陈然负责编印，主要用于传递真实战况、揭露国民党的宣传谎言。刘国鋕不仅参与传播，还为报纸的印刷提供了经费。 问题就出在这张报纸上。《挺进报》的发行范围越铺越广，最后甚至送到了国民党要员的案头，引起了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注意。 1948年4月初，徐远举以《挺进报》为突破口展开破获行动。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4月6日被捕，随即叛变，副书记冉益智紧随其后，同样当了叛徒。两人争相立功，一条一条地往外说，把整个地下网络几乎全部供出来了。 冉益智的口供里有刘国鋕的名字，还有刘国鋕藏身荣昌县的地址。1948年4月19日凌晨，特务包围了刘国鋕和曾紫霞所在的住所，两人同时被捕。刘国鋕被押回重庆，先关渣滓洞，翌日转入白公馆，这一关超过一年。 白公馆的条件比渣滓洞更苛刻，刘国鋕在里面旧疾复发，胃病一直没好，整个人越来越虚，后来幸存的罗广斌回忆，就义前的刘国鋕脸色苍白浮肿，眼睛充血，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那个西装革履的富家公子的模样了。 但刘国鋕没有沉默着等死。1949年初，罗广斌被转押至白公馆，和陈然、刘国鋕等人关在同一间牢房。 几个人把各自的被捕经过、审讯过程、狱中见闻全都摆出来，反复讨论，最终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狱中八条意见"的总结，内容涵盖防止领导层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切勿轻视敌人等核心问题。这八条意见后来被铸成铜牌，挂在白公馆二楼东头最后一间牢房的墙上，至今还在那里。 刘国琪带着空白支票来见弟弟，是这段时间里的事。徐远举让兄弟俩见了一面，刘国鋕没有松口。刘国琪没有办法，只能空手回去。刘国鋕在白公馆里继续等，等到了1949年11月27日。 那天，刑场设在歌乐山松林坡。刘国鋕走向刑场时，高声念出了自己在狱中写下的那几句话："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两天后，1949年11月29日，解放军进入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