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毛主席的警卫员逝世，家人向中央提出一个请求，叶帅：同意 1977年2月3日，沈阳一间病房里，开国少将龙开富的心电图慢慢拉直。 守在床边的家人，很快想起他弥留前反复提到的毛主席。 1976年9月9日一早，他睁眼就说自己快不行了，让家里准备后事。 下午四点，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的消息。龙开富在地上走了几圈，只挤出一句“主席在叫我，我该走了”。 不久，医院查出他得了肺癌，病灶就在当年肺结核伤过的地方。 熬到1977年1月28日，他在高烧中突然清醒，让家人靠近些，说这辈子是跟着毛主席活过来的，也得跟着主席走。提起井冈山时主席身边那几个名字里带“富”字的警卫员，说大家合称“四富”，早晚都要到主席那边报到。 又问起远在乌鲁木齐的杨勇，说老杨托人捎了哈密瓜来，嘴里念叨“三杨开泰”，叮嘱谁也不许先动，要留给主席尝一尝。 病情往下坠，他的话越来越少，绕来绕去就是一句“要追随毛主席”。 等到2月3日这天，他安静下来，家人把几个月来听到的零碎话，一条条写进报告：这位老将军死后，只想离毛主席再近一点。报告送到北京，叶帅看完材料，认出这是当年的警卫员，跟着打过井冈山，走完长征，最后在陕北站住脚，在纸上写下“同意”。 不久，龙开富葬进北京八宝山，那地方离毛主席纪念堂十多公里，熟悉内情的人去看他，总爱低声说一句，这人还是在给主席站岗。 1908年，他生在湖南茶陵一个穷苦农家，原名谭罗仔。四岁母亲去世，家里揭不开锅，父亲拉扯四个孩子，只好把他送给没儿女的舅舅收养，改姓龙。十六岁，舅舅又病逝，他跟着做泥瓦匠的爷爷到处干活，手艺刚学顺，爷爷也倒在工地旁。 1926年，茶陵出现农会。龙开富挤进去，贴标语、站岗、送信，成了积极分子。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枪杀接连不断，茶陵农会被砸散，他揣着一封农会介绍信南下广州、武汉，到处找共产党部队，只能给人打短工糊口。 一次替一位姓蔡的先生挑行李，对方看了介绍信，劝他别在大城市里打转，真想找共产党，不妨回茶陵守着。他想了几天，还是扛起扁担往回走。 没多久，工农革命军“二打茶陵”，县城枪炮声不住，老百姓往山里跑，他也躲进山沟里挖野菜。 有人悄悄告诉他，领兵的是毛泽东，是共产党队伍，他顺着打听来的方向一路追过去，在山道上拦住了部队。 毛主席远远看见路边站着个瘦小的年轻人，衣裳破旧，眼睛却很亮，就叫人带到面前问话。 龙开富说清自己的身世，又把农会介绍信递上去。毛主席看完，让他留在队伍边上，干警卫、通讯这些事。从那天起，这个没亲没靠的穷孩子，总算有了可以紧紧跟着的人。 他在毛主席身边，扛着皮箩随队奔波，里面装的是前委的文件、印章、报纸。毛主席看他对扁担有些不服气，有一次笑着说，那箩筐里装的是红军的命根子，到紧要时候，连他自己也得拿命去护，让龙开富自己掂量，是枪硬还是扁担硬。 从那以后，这根扁担在他心里的分量就变了。 那几年信息不灵光，报纸就是“眼睛”。 红军打下遂川，龙开富记着主席要看报，一头扎进县衙翻纸堆，可他不识字，抱回来的多是收税用的田亩册。毛主席摇摇头，在驻地办起识字班，用废烟盒当写字板，教警卫员认字。龙开富的文化底子，就在这样的课堂里打下。 1930年10月，红军总部组建中央警卫团，下辖八个连。 龙开富从警卫排长升为一连连长，带队到罗坊一带打游击。出发那天，一连一百四十二人，像样的枪只有三支老汉阳造，其余多是大刀梭镖。 回到大部队，连里人数涨到近三百，步枪上百，还有五挺机枪。 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主席在红军里被排到一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有人提出别带毛主席，是周总理他们顶住，毛主席才被编入中央三队。 消息传到前线，身为红一军团司令部第四科科长的龙开富扛起皮箩，赶到三队去跟着走。 毛主席半开玩笑问他科长还当不当，他回了一句，活可以两边干，人得守在主席身边。 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重新拿起指挥权，带着部队四渡赤水，到陕北站住脚。龙开富被派去查禁烟毒，旧病翻出，查出肺结核。 毛主席几次到病房看他，让医生想办法治，病最后被压了下去。1937年5月1日，一批井冈山老战友到延安看毛主席，临别合影时，毛主席把龙开富叫到身边，把自己的帽子扣在他头上。 1945年，龙开富从延安调往东北，从此离开毛主席身边。 新中国成立，他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许多年后，沈阳病床上那句“主席在叫我”，成了这一生最直接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