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当年提出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提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真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1917年夏，湖南一师搞“人物互选”。 四百多名学生打分，德育、智育、体育分开算。结果一出来，毛泽东排在首位，三栏都有同学投票，是全校唯一的“全票选手”。 1913年，他考进湖南第四师范，后来并入省立一师。修身课上，杨昌济用自己编的《论语类钞》讲做人做事。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王船山那句“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把拿破仑记在“豪杰”一栏。 杨昌济提“三条戒律”，不谈琐碎、不论人非、不涉狎邪，他和同学定下“三不谈”：不谈钱，不谈男女私情，不谈家长里短，把话题抬高到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和世界。 1916年，他以一师学友会名义编辑《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把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反对称帝的文章编成册，表明立场反对帝制。1917年写给黎锦熙的信里，他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修身与救国在心里拧成一股劲。 读书方面，他不肯只按课本节奏走。进一师前，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有一段自修生活。进校之后，给自己排出“三先三后”：先博后约，先中后西，先普通后专门。笔记本前几页抄《离骚》《九歌》，后面写《讲堂录》、格言和自然常识。 读《伦理学原理》时，满页圈圈杠杠，写下上万字批注，合意的记“此论甚精”，看不顺眼的写“荒谬”“不通”。1915年春夏，黎锦熙日记里记着，他上门“质疑辨惑”十多次。 纸上功夫之外，他盯着报纸。 从辛亥以后到1927年，他天天翻北京、上海、湖南的日报。去阅览室看《新民丛报》《民立报》《新青年》，桌上放地图、字典和小本子，遇到生地名就对照地图，碰见生字就查，新的名词顺手记下。同学喊他“时事通”。1916年夏天，他在给萧子升的信里判断，中日二十年内难免一战，当时人们沉在太平梦里，这封信后来被事实印证。 “体”这一账，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同班同学易昌陶，体弱多病，1915年病逝。 1917年秋，长沙又有七名学生先后病死。几件事压在一起，他对“文弱书生”的传统印象起了警惕。在一师演讲时，他直说，没有强健身体，百科全书背得再熟也顶不住生活的折腾。同年，他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新青年》上发《体育之研究》，说民族体质日趋轻细，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把身体比作“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认定体魄强弱可以通过锻炼改变。 他自己照着这套想法去做。课上练体操，课下晒日光浴、洗冷水澡、登山、徒步，更爱在湘江里游泳。盛夏水急，他拉上几个伙伴下江学水性，吃过苦头，也没打退堂鼓。后来只记得一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看上去是爱玩水，实质是在拿身体试一试，能不能撑得住将来更吃劲的路。 为了读懂社会，他也去读“无字之书”。1917年暑假，他和萧子升背着行李，从长沙出发，走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步行九百多里，沿途看地形，问风俗，记物价，和农民、店主聊天，把见闻记成笔记。1918年夏初，他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东岸走了一圈，路过湘阴、岳阳、平江、浏阳，把所见写成通讯发表。他常去造币厂、黑铅冶炼厂、电灯公司，同工人拉家常，后来接办工人夜校，写出工人看得懂的招生启事，很快招来几百人。 这些积累，落在组织实践上。1918年，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成为骨干。橘子洲头上，他们讨论“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生活向上”，具体做的，就是声援五四，组织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反对军阀张敬尧，创办文化书社，开办工人夜校。修身立德、判断时局、锻炼体魄，都拧进这一连串行动里。 新中国成立后，早年的那套体会没有丢。毛泽东两次写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学生要“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教育方针写明白：受教育者要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青年时期那句“德智体”，从此变成国家的硬要求。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德智体美劳”的口号在校园里响起来。比起“德智体全面发展”，多了“美”和“劳”，字面上更周全。问题在于，青年毛泽东读《离骚》《九歌》，给《伦理学原理》做批注，在洞庭湖畔行走，在工厂里办夜校，这些经历本身就带着审美和劳动的分量。 把“美”和“劳”从德智体里拎出来，变成更长的一串口号，落在一些地方，只剩下两格需要填满的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