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廖昌永对妻子说：“我老娘70多了，还有糖尿病，我想把她接过来一起住，可她是农村人，我怕你接受不了。”谁知，妻子竟淡淡地说了一句话，顿时让廖昌永内心五味杂陈。 她说：“妈该来了，房间我都收拾好了。” 廖昌永站在原地，没说话。他转身回房，打开窗，上海初春的风灌进来，像极了十年前他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后台时的冷风，不同的是那晚他手心冒汗，现在是心里发热。 1995年，廖昌永拿到国家公派奖学金，飞去德国慕尼黑，租的是老城区六楼没有电梯的老房子，家里蹲着一只猫，楼道里全是烟味。 他拎着从上海带来的咸鸭蛋，不知道怎么用德语跟房东说这是“吃的，不是炸弹”。 上课那天，站在约瑟夫·梅茨面前，他一句德语也不会唱，全靠耳朵模仿，唱完一首《帕尔玛的修道院》，导师点头，说这小子的嗓子有戏，肺也够大。 那时候没人知道他是谁，但琴房管理员知道他每天早上第一个来，晚上最后一个走。 维也纳的冬天冷得脚趾发麻，他演完歌剧《卡门》在后台脱靴子，脚底全是冻疮。他去后台洗手间听别人评论，听见两个奥地利观众说：“那个东方人声音不错，就是台词还差点。” 他没吭声，转天就请语言老师每天念一小时台词。 1997年他拿下西班牙毕尔巴鄂声乐比赛男中音冠军，穿着租来的礼服，领奖时心里想的是母亲寄来的腊肠还有上音琴房的旧凳子。 2000年金色大厅演出那晚，后台灯光太亮，他闭眼静了一会，想起1988年那个雨天，他光脚从火车站走进上海音乐学院，鞋还抱在怀里。演出结束那天，台下有人喊：“Bravo！” 他点头谢幕，心里一句话没说。 回国后，他接下上音副院长的职务，不少人说他疯了，一个唱到国际的男中音回来教书干啥？他只说：“我不能一个人走太远。” 他建了工作室，拉学生练声，有个学生嗓子条件一般，但练得拼，他就一天不落带着练，后来那学生进了国家大剧院。 他主持成立上音歌剧节，让学生上台唱全本剧，不是课堂练习。 但这一切都不是他最在意的。他最在意的是母亲腿不好，血糖高，一个人在四川老家守着那棵柚子树。以前给母亲寄钱她不花，说攒着给孙女买琴。 那天他试探着问妻子时，早准备好的那间房已经有了窗帘，还是母亲最喜欢的碎花布料。 他看着妻子，像当年在上海咖啡馆看见她听自己唱歌时轻轻打拍子那样，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母亲搬来那天，屋里没有客人，也没有仪式。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听廖昌永练声，嘴角是笑的，手上还在择菜。 女儿在屋里弹琴，阳光照着屋檐，那一刻，他突然觉得这一生再没有什么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