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个地主，半夜摸进柴房，对着一个被捆着的地下党，不说废话，匕首“噌”地一下割断绳子。 这一刀落下时，苏北月塘乡正处在国共内战的胶着阶段。白天，地方上的“还乡团”刚把乡农会负责人朱玉和拖回村里，当众拷打，夜里便把朱玉和丢进了郭良知家的柴房。 原因并不复杂：柴房偏僻，郭家地势熟，便于看守，也便于第二天“处理”。 郭良知动手之前，并没有临时起意。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新四军在苏北一带活动频繁时，郭良知就与地方抗日力量保持着一种谨慎的距离。 郭良知没有公开身份，也未加入组织，但在1941年至1944年间，郭良知确实为过路的新四军小分队提供过粮食，也在自家地窖短暂安置过受伤人员。 这些情况，在解放后地方党史征集中都有老人口述记录，并非孤证。 抗战结束后，局势迅速翻转。1946年起，国民党在苏北恢复基层控制，“还乡团”陆续进村，清算抗战时期的农会和地下组织。 朱玉和正是在这一阶段负责组织减租和清查旧账的人物。朱玉和的工作，直接触动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其中自然包括郭良知名下的田产。 两个人在立场上并不一致，这一点，郭良知心里十分清楚。 柴房里的夜并不长。郭良知只留下了“东头水坝”四个字，便转身离开。朱玉和当夜逃脱，几天后转移到解放区。 事后，“还乡团”头目赵元和曾多次追查责任，重点怀疑对象正是郭良知。赵元和的理由并不充分，只能反复盘问。郭良知咬定不知情，凭借地方宗族关系，这件事暂时被压了下去。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1949年后，苏北全面进入土地改革阶段。郭良知的名字被列入斗争对象名单，田亩、房屋逐一丈量登记。 斗争会之前，村里不少人私下议论，认为郭良知难以脱身。郭良知本人也并未抱有侥幸心理，已经交代家人准备最坏的结果。 此时的朱玉和，已经在新政权下担任基层干部。朱玉和并未急于表态，而是按照土地改革工作程序，走访当年与郭良知有过来往的佃户和老人。 调查材料中，既有郭良知曾在荒年减租的记录，也有抗战时期为新四军提供帮助的旁证。这些内容，被整理成书面材料，上报到县级工作组。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朱玉和提出应区分对待郭良知的历史问题。朱玉和的发言并未提及私人恩情，只围绕事实展开。 会议记录显示，最终处理意见是依法分配财产，但不追加人身惩处，允许郭良知在本地劳动生活。这个决定，在当时的政策框架内，并不违规，却需要承担压力。 郭良知并未因此改变身份，也未获得特殊待遇。郭良知在随后的几年里，以普通农民身份参加集体劳动，很少再被提起。朱玉和继续从事基层工作，也未因这件事留下公开记录。 柴房那一夜，并未被写入当时的文件，只在多年后，通过零散口述被拼接出来。 那根被割断的麻绳，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