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学家姚燧70多岁时，在侍妾侍奉他沐浴后，宠幸了她！谁知第二天，侍妾说：“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怀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不如您留个证物给我吧！”谁知，这件证物果然救了她！ 这事发生在延祐年间。姚燧时年七十有四，居于大都，身居显位，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既是皇帝近臣，也是宫廷文书之主笔。 虽年事已高，但体健如常，耳聪目明，还常亲自校阅奏章，颇受仁宗器重。他宅中诸事讲究，侍妾亦非寻常妇人，大多是出身文人之家，通礼知书，不乏聪慧者。 那晚沐浴之后，姚燧起了兴致，唤来身边年方二十余的侍妾王氏。王氏虽有些羞怯，却也未曾抗拒。 第二日清晨，她却显得格外慎重，站于帘外小声禀告：“昨夜之事，倘若有孕，奴恐日后被人诘问非礼，望老爷留下信物一件，或可自证清白。” 姚燧虽觉此举有些多虑，但王氏神情真切，终究点头应允。随手自书房取出一方砚台，背面亲笔题字落款，连夜封于锦囊，交予王氏。 原以为此事不过是妇人心思，岂料月余后竟生波澜。 姚燧家族虽属文士，但内宅规矩严苛。王氏居侧室，本不受主母所喜。一个风高夜晚，王氏忽然昏厥，经太医诊断，疑似有孕。 主母当即震怒，责其苟合，又无婚娶之礼，欲将其逐出。王氏仓皇之中，取出锦囊，呈上姚燧亲题之砚，字曰：“延祐三年三月十七夜，王氏奉侍，心意安然，聊记此证。姚燧识。” 见字迹确为姚燧亲笔，主母虽仍不悦，却也难以反驳，府中人亦纷纷侧目而止，王氏这才保全名节。后因胎象不稳，几月后未成正果，但此事却在内宅传作一桩异闻。 姚燧对此事未曾多言，只嘱家人以后遇事宽厚些。旁人皆以为他宠妾之举失律，但了解姚燧者却知其深意，既有担当，也不愿让一弱女子无端受辱。 这件事虽小，却显出姚燧身为士大夫的谨慎与仁恕。他虽为元代儒臣，但并非拘礼之徒，待人有情，律己亦严，尤善自省。 王氏后来终得善终，被接至西山别院颐养，府中长者私下称其为“有福之人”。 姚燧此生仕途顺遂，虽不若元初权臣般权倾一时，却以文章得名于世，以人品服人。他的《金石录》《燕几草》至今仍被史家所引，而那块作证的砚台，后也被王氏之侄捐予太学，现藏于内府。 这桩看似风月之事，实则映照出元代士人的人情与礼法之间的微妙平衡。时代更迭，法度虽严，却终不能压倒一个有识之士的温情与担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姚燧的聪明，不在于言辞犀利，而在于面对人事时的分寸拿捏。令人敬佩的，不是他学问有多深，而是他愿意为一名侍妾的一句担忧，郑重留下字迹，为她保全体面。 这，才是真正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