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广东省公安厅原厅长，44岁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63岁死在农场 1950年初的广州，城市刚完成接管，街面并不太平。旧警察系统尚未完全解体，潜伏人员、黑市势力、遗留武装时有动作。 就在这种局面下，陈泊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之一，随后兼任广东省公安系统的重要领导职务。陈泊并非临时起用的干部。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陈泊长期从事情报与保卫工作，熟悉南方地下斗争环境，对地方势力、人情网络、隐蔽线路都极为了解。这类经历，在1949年后的广州显得格外稀缺。 接管广州公安工作的最初几个月，陈泊几乎没有完整休息过。档案记录中多次提到，1950年冬季，广州连续破获多起特务潜伏案，其中部分案件直接涉及港口、铁路和电力设施。 陈泊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公安系统既要迅速行动，又要避免扩大化处理，这种谨慎态度在当时并不常见。老同事回忆，陈泊在会上反复强调，材料不清不能轻易定性，宁可慢一步，也不能错一步。 正是在这种高强度工作节奏中，1951年的变化悄然出现。全国范围内开始加强对干部队伍的政治审查，公安系统成为重点领域。 广东情况复杂，内部审查力度更大。 1951年初，陈泊被要求配合调查。最初只是谈话，很快升级为隔离审查，随后被正式逮捕。许多原本与其共事的干部，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审理过程并不公开，判决下达时，陈泊被判有期徒刑十年。那一年，陈泊44岁。原本熟悉的办公桌、案卷和会议室，从此与其无关。 狱中生活极为封闭，陈泊多次申诉，认为定性失实，但材料被层层封存，没有回音。 有人后来查阅档案发现，当年的证据链并不完整，一些关键证言存在前后矛盾，只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问题无人追究。 十年刑期结束于1961年。陈泊并未被释放，而是被转送至湖北地区的劳改农场，继续接受监督改造。环境的变化极为剧烈。湖北农场远离城市，生活条件简陋，医疗匮乏，劳动强度大。 陈泊从管理岗位转为普通劳改人员，每天从事农田、水利等体力劳动。熟识其过往的人几乎没有，新来者只知道这是个沉默寡言、身体逐渐衰弱的中年人。 唯一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是陈泊的妻子吕璜。吕璜多次往返各地，查阅材料，递交申诉信。 每一次探视时间都很短，但她会尽量把外界的信息带进去，也把陈泊的身体状况如实反映出去。这些申诉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结果，却被完整保留下来，成为后来重新审查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