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一天晚上，孙立人往棉被里钻，照例把床边的老婆搂在怀里。 被窝还没捂热，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张晶英端着油灯站在门口，影子被拉得老长，她盯着床上的人，声音发颤：“别搂了，今晚换个人。” 孙立人懵了，借着灯光看清妻子身后跟着的护士张美英，对方低着头，双手攥着衣角。 张晶英把油灯往桌上一放，油星溅出来，她却像没看见：“我生不了，她替我生，圆房吧。” 这话像块冰，砸得孙立人半天说不出话，这个留过洋、穿旗袍配高跟鞋的新女性，此刻说的竟是封建家族里才有的话。 张晶英不是没想过反抗。 可嫁给孙立人后，安徽老家的信一封接一封寄到南京，婆婆在信里说“汝年四十尚无后，吾寝食难安”，毛笔字被眼泪洇得发皱。 她跑遍上海的医院，1947年宏仁医院的诊断书像判决书：“先天性子宫发育不全”。 那天她把自己关在房里，撕了所有写女权的稿子。 张美英是张晶英挑的“工具人”。 1946年孙立人从缅甸回来，野战医院的护士张美英给他换药时手稳，张晶英看着顺眼，就把人调到身边。 她教张美英学孙家的规矩，把《女诫》塞给她：“学不会，就滚。” 1949年撤到台湾，张晶英干脆让张美英住进隔壁房，夜里听见丈夫咳嗽，总让张美英先过去看看。 那晚张晶英拿出张纸，上面写着“三不原则”：张美英永远是妾，不准管家里的事，生了孩子得喊她“妈”。 孙立人看着纸上歪歪扭扭的字，又看看妻子发红的眼眶，突然想起十年前在南京，她穿着学生装，叉着腰说“我才不做生孩子的机器”。 如今她却把“机器”送到自己床上。 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女性在时代夹缝里的低头，她想保住的或许不只是孙家的香火，还有自己在这个家里最后的体面。 张美英后来生了四个儿子，可日子并没变好。 孩子刚会爬，张晶英就把他们抱到自己房里，喂奶时才让张美英过去。 有回小儿子哭闹着要找“喂奶的阿姨”，张晶英拿尺子打他手心：“我才是你妈！”张美英默默退到门外，听见里面孩子哭，自己也抹眼泪。 1970年她搬去台中，邻居说她总坐在门口发呆，手里攥着张泛黄的护士证。 1955年孙立人被软禁，张晶英突然开始信佛。 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小佛堂，每天清晨敲木鱼，声音穿过围墙，邻居都知道“孙夫人又在念经了”。 有回小孙子问她：“奶奶，你念的啥？”她摸着孩子的头，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念珠又捻了一圈。 佛堂的香炉里，香灰积了一层又一层，就像她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事。 张晶英晚年总在佛堂待到深夜，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像极了1951年那个冬夜。 桌上的“三不原则”手稿边角都磨破了，她却从没让孩子碰过。 或许对她来说，那晚递出的不只是一张纸，更是把自己从“新女性”拉回“旧式主母”的绳索，而她用后半辈子的念经声，一点点消化着这份拧巴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