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军统“头号杀手”沈醉经过多年的改造被释放出狱，他第一时间就想着回家看看，却不料还没动身就收到了妻子改嫁的消息，他会如何处理呢？ 铁窗里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 沈醉攥着那张特赦令，指尖都在发颤。 从功德林出来那天，北平的风刮得正紧，他裹紧了身上的棉袄，脑子里一遍遍想着重庆老宅的样子，想着妻子粟燕萍端来的那碗热汤。 可还没等他走到车站，一封来自香港的信就递到了手里。 信封上的字迹他认得，是粟燕萍的，只是里面的内容像块冰，瞬间把他从头凉到脚。 二十年前的沈醉可不是这样。 那会儿他刚满28岁，就已经是军统总务处的少将处长，戴笠跟前的红人。 手下管着上千号人，枪林弹雨里闯过，审讯室的灯光下熬过，人送外号“笑面阎罗”。 他和粟燕萍是在重庆认识的，她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穿着蓝布旗袍，站在防空洞外给伤员包扎，眼神亮得像星星。 那会儿他觉得，枪杆子和美人乡，就是他这辈子的全部。 1949年云南起义的枪声打碎了这一切。 他成了阶下囚，被押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起初他想不通，自己为“党国”出生入死，怎么就成了战犯？直到管理所的同志拿来一沓报纸，上面印着蒋介石签发的“褒恤令”，说他沈醉已经“壮烈殉国”，牌位都进了台湾的忠烈祠。 他这才明白，所谓的“党国”，从来都是拿人命当棋子。 妻子改嫁的消息，其实早有伏笔。 香港的日子不好过，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要面对流亡人员的排挤，还要应付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原国民党团长唐如山在她最难的时候伸出了手，给了她和孩子一个安稳的家。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看到信里说“孩子已经改口叫唐叔叔爸爸”，他把信纸叠了又叠，塞进了贴身的口袋。 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特赦后的沈醉没回重庆，也没去香港。 他留在了北京，成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员。 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在堆满档案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一天。 他开始写《我的认罪书》，后来又写《军统内幕》，把那些年见不得光的事全抖了出来。 有人说他卖主求荣，他只是笑笑，指着桌上的台灯说：“这些事总得有人记下来，让后人知道，这条路走不通。” 1980年冬天，沈醉终于去了香港。 在尖沙咀一家茶楼里，他见到了粟燕萍。 她头发白了大半，穿着深色外套，身边坐着唐如山。 三个人围着一张小桌，谁都没说话。 最后还是沈醉先开了口，从包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他这些年写的书，每一本扉页上都写着“赠燕萍”。 粟燕萍翻开书，手指在“沈醉”两个字上摩挲了很久，眼泪掉在了纸页上。 晚年的沈醉总说，自己这辈子，前半生忙着杀人，后半生忙着救人，救自己，也救那些被历史迷雾困住的人。 他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1960年特赦那天拍的，他穿着新棉袄，站在功德林门口，背后是灰蒙蒙的天。 照片旁边，放着那封来自香港的信，信纸已经泛黄，但折痕依旧清晰。 就像他常说的，有些伤口会结痂，但永远不会消失，而正是这些伤口，让他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