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名台湾老人来到大陆探亲，谁曾想竟然引来了中央的重视。 1988年冬天，广东丰顺县的边境检查站来了个特殊的老人。 他掏出的身份证上写着“叶依奎”，台湾台东的农民，可贴身藏着的两枚金戒指，内侧却刻着模糊的“汉光”二字。 这个头发花白的“农民”刚报出真实姓名，值班民警的笔都差点掉在桌上，谢汉光，这个在台湾“白色恐怖”档案里标注“已处决”的名字，竟然活生生站在这里。 1947年的谢汉光还是台湾林业试验所的年轻技师，西装革履带着圆框眼镜。 没人知道这个每天记录松材线虫病的研究员，正悄悄把中央山脉的地形数据标在林业地图上。 他当上所长那年安插了七个同志进政府部门，办公室抽屉里锁着的12两黄金，是组织让他转移的活动经费。 那时他总说“等解放了再娶媳妇”，转身却把未婚妻寄来的照片缝在了衬衫内衬。 1950年春天的那个凌晨，谢汉光在研究所的梧桐树下捡到张揉皱的纸条，“蔡已叛变，速撤”。 三小时后，特务包围办公楼时，他已经混在木材商的队伍里往中央山脉跑。 靠着辨认可食用的油加利树叶，在山里走了17天。 最后在台东的排湾族部落，用两枚金戒指换了个身份。 原主是个病逝的农民，叫叶依奎，从此他成了靠种山芋为生的“原住民”。 在达仁乡的山村里，叶依奎的身份一用就是38年。 他在教会教孩子写汉字，把《资本论》的段落译成闽南语童谣。 邮局的人总看见这个沉默的农民来寄信，收信地址是广东丰顺，可那些信从没寄出过。 1987年冬天，村里广播说可以回大陆探亲，他摸出枕头下的铁盒子，里面23封信都泛黄了，最新一封写着“小培华该上中学了吧”。 过海关时，谢汉光把“叶依奎”的身份证塞进了贴身口袋。 儿子谢培华来接他，手里捧着的相框里，还是1945年他和妻子徐月桂的订婚照。 妻子没改嫁，靠缝纫养大孩子，缝纫机踏板都磨出了凹槽。 可当组织来核实身份时，唯一的证人张伯哲早已移居美国。 最后是汕头的老战友李汉平赶来，指着他左耳后的月牙形胎记说：“这是当年在厦门码头被蚊子咬的，他挠破了皮留的疤。” 1995年深秋，谢汉光收到了盖着鲜红印章的党籍恢复通知书。 那天他把两枚金戒指给了孙子，一枚刻着“叶依奎”的给了台湾的养女，一枚刻着“谢汉光”的留在大陆。 弥留之际，他让儿子把那些未寄出的信烧了，“告诉月桂，我终于能给她回信了”。 现在广东档案馆里，还留着“叶依奎”的户籍誊本，印章边缘的牙印，是当年部落长老确认身份时咬的。 那23封未寄出的家书，后来被孙子捐给了博物馆。 纸张边角的磨损里，能看见一个老人用指甲反复划过“妻月桂亲启”的痕迹。 而那两枚金戒指，一枚换了38年的生存，一枚证了一辈子的信仰。 在两岸开放探亲的第一年，有两千多个像谢汉光这样的“叶依奎”，带着不同的身份回到故乡，他们口袋里揣的不只是证件，还有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