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犯下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战犯谷寿夫突然发病死亡。 这个消息在南京城引起不小的震动，毕竟无数双眼睛都盯着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 可谁也没想到，这场“死亡”背后，藏着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受审时，气焰嚣张得很。 美国律师拿“军人服从命令”当挡箭牌，试图帮他脱罪。 庭审现场，李秀英女士撩起衣服，露出腹部三十多处刀疤，那是当年反抗日军时留下的。 这些铁证面前，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审判进行到关键阶段，谷寿夫突然“高烧病危”。 看守人员把他转到教会医院，这里离看守所足足12公里，比最近的中央医院远了不少。 负责看守的邢子健少尉觉得不对劲，一个战犯的转院流程，怎么比普通病人还复杂。 那天凌晨，邢子健例行检查。 他摸了摸谷寿夫的腋下，体温只有35℃，这根本不像刚病逝的人。 再用手电筒照瞳孔，居然有微缩反应。 太平间门口站着两个“守卫”，穿着便服却透着军人的站姿，腰间还别着日式军刀。 邢子健立刻向上级汇报，宪兵队悄悄在医院周围布控。 深夜12点，七个人影摸进太平间，刚要抬“尸体”，就被埋伏的士兵包围。 交火中，一把日本武士刀掉在地上，刀鞘上刻着“武运长久”四个字。 这伙人全是原日军残余势力，想把谷寿夫劫走。 主谋毕尚清很快招了，他是汪伪时期的卫生官员，收了日本右翼团体的钱，伪造病历还准备在转移途中用汽车炸弹制造意外。 我觉得这种拿良知换金钱的人，比战犯更让人不齿。 1947年4月26日，雨花台刑场挤满了五万多南京市民。 当美式M1卡宾枪的枪声响起，人群里没有欢呼，只有一种沉重的安静。 现在南京档案馆还保存着当时的照片，刑场边的老槐树，枝桠间挂着百姓自发写的白布条幅，上面“血债血偿”四个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这场迟到十年的审判，终于让三十万亡魂得到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