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陈寅恪遭受惨烈冲击。中山大学校园内，贴满了30万张大字报，全部都是针对陈寅恪。
陈寅恪因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闻名于世，他博涉多种学术领域，精通多国语言，虽多年在国外留学，却深受家族文化熏陶，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功底。他将文学与历史紧密结合，创造出独特的治史方法，为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开辟了新视野，成为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与诗人于一身的学术泰斗。他的治学风格与方法，至今仍为学界推崇。 陈寅恪不仅学识渊博，更是一位引领学术风潮的教育家。他任教于多所大学，课堂上座无虚席，学生们趋之若鹜。他的授课以独特见解和创新内容著称，“新”的知识虽然是学生们从未听过的，却是他多年积淀的学术成果。他从不重复他人或自己的内容，每次讲授皆为一次全新的体验。他上课无需书本和资料，唯一的伴随物是一个茶水杯，这种从容背后是深厚的学识和无尽的积累。 他成长于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其祖父是清末维新变法中少有的实践者，曾任湖南巡抚；其父则是著名诗人，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样的家庭环境使陈寅恪从小浸润在传统文化中，熟读四书五经等经典典籍。成年后，他自费远赴多个国家学习，拓展视野，精研中外文化。尽管没有传统文凭，但他凭借卓越的学术造诣和独到见解，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认可。他始终在学术道路上孜孜以求，追寻精神与学术的独立自由。
1966年深秋，中山大学的校园里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氛围。往日充满书香气息的校园，此时已经被大字报占据。一张张白纸黑字贴满了教学楼的墙面，密密麻麻地爬上了图书馆的外墙，甚至连学生宿舍的走廊都未能幸免。这些大字报中，有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陈寅恪。 陈寅恪正在他的书房里，透过紧闭的窗户，外面的喧嚣声依稀可闻。虽然双目失明，但他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这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学者，此时正面临着他学术生涯中最为严峻的考验。 回溯十多年前，陈寅恪来到中山大学时，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学术泰斗。他的研究领域跨越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精通多国语言，在敦煌学、历史考据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即便在失明后，他仍然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他的课堂常常座无虚席，学生们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只为聆听这位大师的教诲。 然而，1966年的政治风暴改变了一切。校园里的大字报数量与日俱增，据统计竟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万张之多。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几乎清一色都是针对陈寅恪的批判。有的质疑他的学术观点，有的抨击他的治学方法，更多的是对他个人生活的指责。 终于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学校通知陈寅恪必须搬离他居住多年的教职工宿舍。这个决定对于一位年逾古稀、身患多病的老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他只是默默地收拾了自己的书籍和简单的生活用品。
卢沟桥事变后22天，日军逼近北平，清华园危在旦夕。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当时已85岁，这位在“一·二八”抗战时曾梦中呼喊“杀日本人”的老人，在日军步步逼近时选择绝食。五天后，他去世了。为父守灵的日子里，陈寅恪右眼因高度近视和用眼过度导致视网膜剥离，几近失明。医生建议手术，但需要长期休养。陈寅恪却毅然放弃手术，为的是尽快离开沦陷区。他深知，这一选择也意味着告别复明的希望。 为父亲守孝49天后，陈寅恪带着妻子踏上了流亡之路。他将藏书寄往长沙，但战火无情，书籍未等到人便被烧毁。随着清华大学南迁，他又匆匆离开长沙前往云南。从此，陈寅恪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学术生涯。他这一生刻意远离政治，专注于学术研究，试图以独立人格守护一个学人的尊严。他拒绝加入任何政治派别，也拒绝为日军服务，即使日本人以优厚条件邀请他到沦陷区任职，他仍坚决拒绝。
陈寅恪的学术风格追求求真、求精。他注重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从关键问题入手，以小见大，探索学术真谛。他认为学问在于对知识的兴趣，而非学位的追求。他会几十种语言，却无任何博士或硕士学位，却因卓越的学识被尊为“教授的教授”。他在教学中向学生强调学习古文与外文的重要性，并提醒他们必须保持健康，以免半途而废。 1938年，陈寅恪带着家人辗转逃亡。当战火蔓延至长沙，他再次背井离乡，最终在香港停留。1940年，他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提出“关中文化本位说”，以此表达文化精神不灭的信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他拒绝接受日军提供的援助，也拒绝担任他们安排的职务。带着对国耻的铭记，他取道广州湾，最终抵达桂林继续教学与研究。他给大女儿取名“流求”，二女儿取名“小彭”，以寄托对国土沦丧的哀痛和家国复兴的希冀。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79年的生命。他没有留下遗嘱，却用毕生的著作与精神，镌刻下学术自由与人格独立的永恒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