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名红军在路过贵州时突然消失，中央找寻多次都没有查到他们的下落。直到67年后，才从贵州一个村子里的一位老人口中，得知他们的下落……
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途中遭遇敌军重重包围，尽管主力部队成功突围，但负责掩护的后卫团从此杳无音讯。这一神秘失踪的事件成为后人心中的痛楚与牵挂。战争结束后，中央三次派人调查，却始终未能解开谜团。70年后，杨又铸通过对困牛山下村庄独特祭拜习俗的深入调查，终于揭开了红52团最后的归宿。 杨又铸的调查方式与此前不同，他将重点放在年长者身上，认为亲历者比后辈更清楚当年的真相。他还特别关注地方风俗，当地村民介绍困牛山下村庄长期以来一直保留祭拜习俗，杨又铸未将其视作普通民俗，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故事。尽管与村民拉家常、攀亲戚，很多老人仍不愿回忆那场战斗的惨烈。 最终，在杨又铸的坚持下，94岁的蔡应举老人打破沉默，讲述了困牛山战斗的经过。老人回忆，1934年九月初九，几千名红军来到川岩坝，与黔军王天锡部激战数小时。战斗至黄昏，红军被逼至虎井沟，许多战士为保守机密、宁死不屈，集体跳崖殉难。第二天，百姓发现谷底尸横遍野，场面极为惨烈。每逢年节，当地人都会自发前往虎井沟祭拜红军，这是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与追怀。 杨又铸走遍困牛山各个角落，走访了795名相关人士，记录了123份访谈材料。他确认了红军跳崖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人数，找到红52团团长田海清的坟墓和遗物，甚至定位了跳崖幸存者陈世荣最后吹响冲锋号的地方。杨又铸主编了《困牛山红军壮举》等书籍，并得到了萧克将军题写的“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支持，最终促成纪念碑的建成。
杨又铸走访了多位老人，希望能找到当年战斗的目击者或者知情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几位年迈的老人向他提到了一个重要人物——陈世荣。老人们说，陈世荣生前经常提起那场发生在困牛山的战斗。 然而，当杨又铸循着线索找到陈世荣家时，却得知陈世荣已于当年初去世。所幸的是，陈世荣生前将自己的经历详细地讲述给了儿子。通过陈世荣的儿子，这段尘封67年的历史终于有了突破口。 通过陈世荣儿子的讲述，1934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逐渐清晰起来。当时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部队人数达9000余人。这支队伍在前进道路上，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追堵截。面对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敌军，红六军团被迫分成三段行军，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10月中旬，部队行进到困牛山地区。面对四面八方的敌军，红六军团必须有人担负起断后的重任。18师师长龙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主动请缨，带领800多名战士承担起这项危险的任务。这些红军战士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其中不少还是十六七岁的少年。 他们被敌军逼到了困牛山的悬崖峭壁上，利用地形优势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抵抗。眼见正面进攻难以奏效，敌军使用了卑劣的手段：抓来当地百姓作为人盾，步步向山顶推进。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战士们作出了最后的选择。为了不伤害无辜百姓，更不愿做俘虏，他们决定跳下身后的悬崖。陈世荣作为部队的司号员，因为身材瘦小，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侥幸生还。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六军团主力，陆续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目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这场战略转移中，红军面对极为复杂的战斗形势，进行了大小战役战斗六百余次。在乌江、赤水、乌蒙山等地，红军不仅取得了凯旋之战，也经历了湘江血战、困牛山跳崖等悲壮时刻。跳崖成为战争中最为极端和令人震撼的表现之一。 突围伊始，红六军团便遭遇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敌军统帅刘建绪接连发出多道电令，指挥军队加筑封锁线，集中兵力封堵红军。然而，红六军团凭借顽强的革命精神，于行动当日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迅速占领重要据点，并分兵突围。接着，他们突破遂川至七岭的第三道封锁线，最终在猴子岭击破敌人最后一道封锁，成功跳出包围圈，完成了突围任务。整个过程中，红军不怕牺牲，敢于拼搏，展现了极大的毅力与智慧。 然而，西征过程中的困难也尤为显著。在小水村战斗和困牛山战斗中，红六军团多次遭遇地形劣势、敌我悬殊的局面。小水村战斗中，红军因地形陌生被伏击，高地突击排从30余人战至仅剩8人。而在困牛山，由于粮食弹药匮乏，红军被迫在山高坡陡的地势中转移，面临湘、桂、黔军和地方民团的层层围攻。最终，红军因地势完全丧失优势，被迫以跳崖的方式表达对敌人的抗争，展现了革命的悲壮精神。 在整个长征中，红二、六军团由任弼时、贺龙等指挥，历经数千里转战，在湘西、湘中、湘西北等地区播下革命火种。他们的战斗既依靠毛泽东灵活的军事思想，也靠着无畏的牺牲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