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亡了的时候，少林寺的武僧不敢跟人冲突。不是他们武功太高，而是土匪子弹太快。但

清朝亡了的时候，少林寺的武僧不敢跟人冲突。不是他们武功太高，而是土匪子弹太快。但少林寺庙产丰厚（一千三百七十多亩地），各地土匪自然不会放过。1920年，当地大旱，各路土匪蜂拥而至，他们很快停下了脚步，因为僧人们一人手里一杆枪。

少林功夫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天下功夫出少林”而闻名。然而，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舞台上，少林寺的形象却与今天截然不同。当时的少林寺因蒙古政权的扶持，享有大量特权，却也被视为盘剥佃农的大地主。元朝灭亡前后，寺庙经济带来的矛盾激化，少林寺和其他寺庙一样，成为红巾军等起义军的攻击目标，寺院建筑几近毁坏殆尽。如今看到的少林寺建筑群，多是明代重建的成果。 到了明代，在朝廷的帮助下，少林寺逐渐恢复元气，并以行动回馈朝廷，展现了爱国卫民的形象。这一时期，少林寺武僧逐渐成为少林武术的象征，他们不仅以武弘扬佛法，还多次参战保卫国家。明嘉靖年间，少林寺派出武僧团支援沿海官军抗击倭寇，成为少林武僧史上最为人知的事迹之一。少林武僧以其高强武艺和忠勇表现，为少林功夫赢得了新的尊崇地位。 正十三年（1735年）。这一年，河南巡抚王士俊提出修整少林寺的建议，雍正皇帝对佛教和少林寺本身仍怀有尊崇之情，他不仅要求扩建工程坚固耐用，还希望由信佛之人负责监督。雍正去世后，乾隆即位，在当年便拨款九千两白银用于扩建少林寺，并亲自题匾，为少林寺的常住院奠定了如今的规模。 进入民国时期，少林寺面临新的困境。在乱世的夹缝中，少林寺不得不在各路军阀之间周旋，以求自保。彼时的少林武僧团已是准军事化组织，甚至装备了长枪短炮，远远看去俨然一支军阀部队。然而，这种“虚与委蛇”的处境最终引发了军阀石友三的不满，导致“火烧少林寺”惨案的发生。千年古刹毁于一旦，大批僧众四散流亡，少林寺一度名存实亡。

一九二零年的河南嵩山，大旱肆虐，庄稼歉收，饥民四处流窜。这样的年景，向来是土匪们最活跃的时候。少林寺作为千年古刹，名声在外，更重要的是寺院拥有一千三百七十多亩良田，在这个年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这一年的深秋，各路土匪蜂拥而至，他们原本以为这座古老的寺院会像其他地方的寺庙一样，任人宰割。然而当他们行至寺院门前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不得不停下了脚步：一排排身着僧袍的和尚，每人手中都握着一支明晃晃的步枪，枪口直指来犯者。这些土匪们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少林寺的和尚们已经不再是只会耍耍拳脚的武僧了。 其实早在清朝末年，少林寺的处境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时的和尚们深知，在这个枪炮横行的时代，再精妙的拳法也敌不过一颗子弹。寺中的僧人们不得不收起了拳脚功夫，暂避锋芒。这种被动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恒林方丈接任住持。 恒林和尚虽已年近五旬，却有着超前的眼光。他深知在这个乱世中，二百多位僧人若只守着祖传的武术，迟早会被时代所淘汰。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购置枪支弹药，成立少林寺保卫团。这支团队不同于普通的民团，他们既要持戒修行，又要精通射击。经过严格训练，这些僧人很快就掌握了使用现代武器的技能。在登封县的百姓们眼中，少林寺保卫团就像一面保护伞。

关于清朝时期是否禁武，史料中仅见于《清世宗实录》的记载，提到雍正五年因“武师多系游手好闲”而下令禁止学习棍棒，除此之外，再无相关记载。实际上，少林功夫的核心理念“武”并非单纯的技击，而是以“止戈”为本。武僧释延孜曾在伦敦传播少林功夫多年，他讲授的第一课便是一个“武”字，旨在让弟子理解练武的真正意义不是争强斗狠，而是和平与自律。这一理念对西方学徒而言理解起来尤为困难，但延孜通过亲身参与各种武术比试向外界证明了少林功夫的深厚底蕴。 少林功夫不仅仅是技击，它与佛学的结合更使其超越了单纯的武艺。据传，僧稠是最早将佛武融合的禅师之一。他提出“以禅入武，以武悟禅”，强调习武与修禅的统一性。这一理念延续至今，为少林功夫增添了深刻的哲学内涵。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也被融入了修行，例如少林寺中那口重达千斤的大铁锅，传说僧人需以倒挂金钩的姿态翻炒菜肴，锻炼身体与意志。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曾试图与少林寺合作，共同抗击日军。皮定均将军在豫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时，特意前往少林寺，试图动员武僧团加入抗战。然而，他的到来却被少林寺僧人视为威胁。少林寺主持虽表面上以礼相待，背地里却布置手持武器的武僧，场面一度剑拔弩张。 皮定均将军感到愤怒，直言不讳地质问僧众：“我为民族大义而来，久仰少林寺威名，你们怎能如此对待？莫非是在设鸿门宴？”这番话令少林僧人尴尬不已，一些少林僧人被八路军的纪律和抗战精神所感动，自愿加入队伍共同抗日。无论是作为武僧团维护国家安定，还是参与抗战拯救百姓，少林寺都展现了它作为中华文化象征的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