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云南一个妇科医生和人吵架，见吵不过对方，妇科医生急了，竟脱口而出：“我原来是红军军长，你拿什么和我比？”药商陈老三闻言一愣，没想到这个脾气暴躁的妇科医生竟有如此背景，他默不作声地离开，直奔公安局举报了这位自称“红军军长“的医生。 那天上午，药商陈老三照常送货上门。药材的品相、分量、价码对不上号，诊所主人曾福生的脸色一路沉下去，语气也从客气变得冲。陈老三做买卖见多识广，嘴上不饶人，几轮拉扯下来，曾福生被逼得下不来台。 他也是急眼了，那话一出口，自己先愣住了。陈老三没吭声，收了钱扭头就走，心里却翻了个个儿：这人说话的口音，还有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看着可不像个普通大夫。 陈老三这人精明，走半道上越想越不对劲。解放才几年，政府对隐藏的特务和叛徒查得正严，街口还贴着告示呢。他琢磨着，万一是条大鱼，自己知情不报可担不起责任。一咬牙，脚底下一拐，直接进了公安局。 公安一听，也觉着稀奇。一个开妇科诊所的，敢吹自己是红军军长？吹牛也不挑个靠谱的。可万一真是呢？得，查查吧。 这一查，可就把二十一年的老账全翻出来了。 这个曾福生，真名叫孔荷宠，湖南平江人，1896年生。说起来，早年间还真是个人物。1926年大革命那会儿，他就在老家参加了农民运动，还入了党。这人打仗有股子狠劲儿，大革命失败后，别人躲的躲、藏的藏，他倒好，凭着一颗手榴弹，硬是拉起了两百多人的队伍。1928年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他是第一个响应的地方武装头目。起义失败后主力撤退，他留在当地打游击，愣是把队伍越打越大。 1930年，他带着部队配合彭德怀打长沙，立了功，部队被编为红十六军，他当副军长，后来升军长。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革军委也挂牌了，第一届委员一共十五个人，名单念出来能吓人一跳：朱德、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孔荷宠的名字也在里头，跟这些人列在一块儿。那会儿他才三十五岁，正是风头无两的时候。 可这人一顺了，毛病就出来了。孔荷宠打仗勇是勇，但脾气也大，听不进劝，上级的命令不合他心意，他就自己改。几次三番下来，部队损失不小。朱德亲自找他谈话，批评他盲动主义。1932年，他被撤了军长职务，送去红军大学学习。 换个人，这也就是个教训，学完回来该干嘛干嘛。可孔荷宠不这么想，他觉得组织上不给他脸，心里头憋着气。那时候第五次反“围剿”打得苦，他瞅着红军可能要完，心思就活泛了。 1934年7月，机会来了。组织上派他去兴国的红军补充三师检查工作，他借着这个由头，说要去看老战友，问师部借了匹马，拿着通行证，一溜烟跑到了国民党第36军周浑元的地盘上。 跑就跑吧，他还带着见面礼——一张亲手画的地图，标着党中央机关在沙洲坝的详细位置。这图送到蒋介石手里，老蒋高兴得亲自接见他，还让他跟自己坐一辆车，在南昌城里招摇过市。报纸上大吹大擂，说什么“红军瓦解的先声”。 这一圈转下来，孔荷宠觉得自己风光了。可他这一叛变，给红军带来的损失可不小。国民党按着那张图，派飞机把沙洲坝炸了个遍，中央机关连夜搬家。湘鄂赣那边，他手下一批团长也跟着跑，前前后后被策反的红军官兵据说有九千多人。后来那个叫龚楚的军区参谋长叛变，也多多少少受了他的影响。 可叛徒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国民党那边用他也就是图个宣传价值，用完了就扔一边。1943年，他在四川接收新兵的时候，克扣军饷、贩卖私盐，让人告了，被薛岳抓起来判了三年刑。出来的时候抗战都快胜利了，他在国民党那边也混不下去了，跑武汉、南京做点小买卖糊口。 解放大军过江，他知道自己屁股不干净，赶紧改名换姓，从重庆一路躲到贵州，最后1950年扎进云南安宁，跟一个寡妇搭伙过日子，开了那家妇科诊所。他在医院卖药的时候跟人学了点产科医术，就这么当起了大夫。他以为自己藏得够深了，安安分分看了五年病，没成想那天跟陈老三吵架，一急眼，把二十一年的伪装全给撕了。 公安上门那天，他倒也没跑。可能知道跑不动了，也可能是那一声“军长”喊出来，他自己也知道，戏该收场了。被带走的时候，街坊邻居还纳闷，这大夫平时看着挺和气，咋回事？后来才听说，这哪是什么大夫，是当年红军里头排得上号的大叛徒。 人押回平江，又转送北京。1956年8月，孔荷宠死在公安医院的病床上，死因是肾癌。 你说这事讽刺不讽刺？一个跟朱德、彭德怀并列过的人，最后栽在一场口角上。当年他要是忍一忍，或者陈老三耳朵背没听清，说不定还能多藏几年。可话又说回来，藏得住一时，藏得了一世吗？他自己心里那根刺，早晚得扎出来。 这人一辈子，起点比多少人高，走的路却歪到沟里去了。临死前他有没有想过，当年要是不跑，跟着队伍走下去，哪怕挨批评、受处分，好歹是条正路。可他偏不，总觉得别人亏待他，觉得自己聪明，结果呢？聪明反被聪明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