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钱穆提醒蒋介石，中华民国的首都不能再设在南京了，应该在北京和西安之间作选择，不然非失败不可。 钱穆这番话，其实点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地缘政治逻辑：一个有进取心的国家，它的政治中心必须处于一种“逆势”的状态。 咱们看看西方。钱穆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西方文明的移动路线，大体是从小地方往大地方走，从温暖的地方往寒冷的地方走。从希腊的爱琴海，转到意大利罗马，再往北到法兰西、德意志，最后到了冰天雪地的苏维埃。这叫逆流而上，人往高处走，越冷越硬，生命力越强。 钱穆琢磨这事儿，不是坐在书斋里拍脑袋想出来的。1937年他打西安过，一路往西走，亲眼看见西北农村啥样。那时候他就觉着不对劲，心里发凉。他在文章里写，中国的内地西北和东南沿海，根本就是俩世界——一边穷得叮当响，一边灯红酒绿。这种反差搁一个国家里，早晚得出事。 他打了个比方，说这就像天气，一边热得冒汗，一边冷得打颤，两股气撞一块儿，不起旋风才怪。 回头再看咱们自己国家的路子。钱穆把中国历史这么一捋，发现问题了——中国文明走的方向跟西方正好拧着。西方是从南往北、从小往大、从暖往冷，逆着劲儿往上拱。咱们呢？从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慢慢往长江流域挪，再从江浙往广东福建溜，一路朝着东南沿海滑下去。这叫顺流而下。 顺流而下听起来轻松，可问题是，一个国家老顺着舒服的方向走，劲儿就泄了。钱穆说，人得往上走，不能光图舒服往下出溜。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就该走逆势，不能走顺势。 他这话其实是冲着南京说的。1945年抗战打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钱穆心里不踏实。南京那地方，搁历史上数，当都城的朝代大多短命，而且偏安一隅，离中原腹地太远。那时候东南沿海已经是全国的财富窝、人才库，再搁个脑袋在那儿，全国的血液、神经全往那儿涌，西北那片儿就更没人管了。钱穆管这叫"半身不遂"，说再不治，早晚得全身麻木。 他主张把脑袋搬到西安去。你中央政府在哪儿，全国的聪明钱、聪明人就往哪儿跑。搁西安，就能把东南的人才、资金往西北拽一拽，两边慢慢找补平衡。汉唐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当时长安是脑袋，眼睛盯着西域，胳膊往西伸。现在也该这么来一回，不过这回是从南往北拧。 有意思的是，他写完这篇文章没多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从新疆入境，一路经过河西兰州。华莱士跟欢迎的人说，别人觉得我打中国后门来的，其实我是打正门来的——我经过的这片地方，就跟我们美国当年西部开发似的。钱穆一听这话，拍大腿，觉得遇到知音了。 后来有朋友提醒他，你这主张建都西安，孙先生早提过。章太炎的文集里记着一档子事儿，孙中山有一回跟他聊天说，革命的首都应该搁武汉，那是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该搁西安，那是全国中心；将来要是想做一个亚洲的中国，那就得把首都搁伊犁。这话听着狂，但有气魄。搁伊犁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眼睛盯着整个亚洲，把手伸到中西亚去。 钱穆讲这些，其实是在想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到底该怎么活着？是窝在舒服的地方，把大门敞着，光等着外边来人？还是把脑袋伸到风口里，主动往外看？他觉得中央政府就是一国的头脑，脑袋不能搁在胸脯上捂着，得晾在外头，搁在大门口，搁在最前头。宋朝把脑袋搁开封，跟搁肚子里似的，昏昏沉沉，血液都不流通了，最后活活憋死。 回过头看历史，蒋介石那时候要是真把钱穆这话听进去了，把首都往西安挪，后面的事儿会不会不一样？这事儿谁也说不准。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定都，恰恰把钱穆说的那股"逆势"的劲儿接住了。北京这地方，往北能看住东北、华北，往西能辐射西北，往南又能呼应全国。它不是躺在那儿，是站在那儿。 钱穆后来去了香港、台湾，说话的方式变了，不再那么具体地谈政策，更多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但他当年那些话，搁今天看，还是有些嚼头。一个国家的命脉，不光在钱多钱少，还在那股劲儿往哪儿使。往高处走，往冷处走，往别人不太愿意去的地方走，那才是真有劲。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