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杀害李大钊同志的主谋，大汉奸“了明禅师”，被带上刑场执行枪决，行刑前，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我罪大恶极，但能不能不要打我的脑袋？” 往前推二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北方天翻地覆。 张作霖以“清党”为名，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李大钊是中共北方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自然成了头号目标。那时外国使馆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能乱闯，他只好辗转躲进东交民巷苏联使馆西院，在旧俄国兵营里找一处屋子住下，寄望那堵墙多挡一阵子刀枪。 屋外是军阀，屋里出了叛徒。 一九二六年秋，中共北京市委宣传负责人李渤海，在街头散发传单时被捕。 刑讯之下，他供出李大钊就藏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西院旧俄国兵营。 负责交通联络的阎振山、在使馆里当厨师的张全印也接连落网，使馆内进出的时间、路线，被京师警察厅记得明明白白。 情报送到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郁文手里，很快报到张作霖那里。 张作霖同意抓人，又让外交部出面和列强驻华使团交涉，说使馆内有人从事颠覆活动，需要中国军警入内处理。使团领袖欧登科回文称，这是中国内部事务，使馆团不过问，在公文上签字同意，并通知使馆区捕房，中国军警入界不得阻拦。 治外法权这道“铁门”，被这样一纸回文推开。 四月五日夜，陈兴亚召集骨干制定抓捕方案，吴郁文被任命为“剿办俄国兵营共党总指挥”，亲自绘制俄国兵营内部平面图，细分行进路线。 六日上午，他抽调五百四十人出动，以侦缉处两百名便衣为主力，编成十二个小组，其中两组专盯李大钊。便衣警察冲进苏联使馆旧兵营，将李大钊等人一网打尽，又搜出大量已烧毁的第三国际文件残片和七枝枪，全部移交司法处备案。 南京那边很快有了回声。 蒋介石听取汇报后，回电张作霖，要对李大钊“从重从速”。 司法处牵头，临时组成特别法庭。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作为高等审判厅代表坐上法官席，多次“会审”，宣告李大钊及另外五名共产党人绞刑，其余分别判处徒刑，三名苏联人释放。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二十名被判决的革命者被全副武装的宪兵押到东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院子里竖起绞刑架，粗绳子在风里轻轻晃动。 李大钊穿着棉袍，在敌人镜头前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绞索，第一个迈步走上去。三十八岁的年纪，就这样定在绳子收紧的那一刻。 案子没有就此埋进尘土。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把抓捕、杀害李大钊一案，列为重案大案，要求限期破案。知情的人都明白，这条线得从当年的京师警察厅一点点往外拽，谁是真主凶，谁只是跟着跑腿，不能混在一块算账。 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收到东北公安部转来的协查公函。 公函提到，吴郁文的长子吴奇一检举父亲正藏在北京，原中统特务也反映，吴郁文化名“博哉”，住在后门鼓楼湾一带。 具体侦查任务交给便衣警察温振海。 他顺着线索，在旧鼓楼大街四号翻出一张户口卡：姓名吴博斋，六十九岁，密云人，职业栏只写着“老人”，其余空白。名字只差一笔，年龄籍贯都对，上门一核实，确认“吴博斋”就是当年的侦缉处长吴郁文。 案情报到北京市委，彭真给出态度：这桩旧案牵扯不少当年在京师警察厅吃粮的人，不能一锅端，只抓主要人物。公安机关据此圈定四个主凶：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郁文、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中。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市公安局将吴郁文抓捕归案。他此时已是重病缠身，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死在市公安局看守所，没有走上公开法庭，只留下一叠供词。 雷恒成这条线，是从三里屯的一封检举信接上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北京三里屯派出所收到居民赵某送来的举报，点名北京西北角寺庙里的“了明禅师”，就是当年带领警探包围俄国大使馆兵营、抓捕革命党人、致李大钊等惨遭绞刑的要犯。顺着信上的线索查下去，办案人员发现陈兴亚、雷恒成早已逃到上海。 上海公安机关介绍，镇压反革命开始后，陈兴亚被群众揭发，已经抓获，正在审理。 雷恒成一开始藏得很深。一次例行户口检查时，民警在马立斯新村四十六号二楼发现一名老者，登记姓名赵志安，法名“了明禅师”。和检举信里的描述一对，很快锁定。 审查之下，这个老人承认自己真名雷恒成。一九二七年，他任京师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亲自组织逮捕李大钊等数十人，还把从李大钊身上缴获的小号勃郎宁手枪留下自用。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雷恒成披着“赵志安”“了明禅师”的身份被押上刑场，那句“能不能不要打我的脑袋”才出口，东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的绞刑架、苏联使馆旧兵营里那支被私吞的小号勃郎宁、沈阳神树胡同门口那张半身像，还有看守所里病死的吴郁文，这些散在各地各年的碎片，其实早被同一桩旧案连在一起。 正义来得慢，可一旦开账，每一个名字都要被点出来，站到光底下，把自己欠下的那一程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