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张爱玲在美国出租屋内去世，尸体一周后才被发现。她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房间里充满了用过的卫生纸，她在遗嘱中却写明：“不允许任何人看遗体！” 在美国洛杉矶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出租屋里，一九九五年，有人闻到一股不对劲的味道。 警察开门进去，地板上躺着一个中国老太太，七十四岁，已经走了好几天。 身上什么都没穿，房间里散着皱巴巴的卫生纸，桌上那份遗嘱倒是写得清清楚楚：不允许任何人看遗体。死得冷清，却死得很张爱玲。 邻居只当是个孤老太太，谁也没想到，这是当年在上海滩一支笔就能搅动风云的“民国才女”。 从十里洋场写到香港，又漂到美国，最后收场时没鼓掌、没谢幕，只剩一间出租屋。有人说她穷到连一件体面的衣服都没有，也有人觉得，那只是一种极端的讲究：活着不肯被人指点，死了也不想让人参观。 她年轻时的出场，可一点不“寒碜”。一九二零年，上海，一个出身吵得很响的家：祖父张佩纶是晚清名臣，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的女儿。按理说，这样的背景，该是锦绣摊开任她走。 家门一关，光鲜就掉了层皮。父亲张志沂，嘴里叼的是大烟管，脚下踩的是青楼门槛，性子软，日子散；母亲黄逸梵，剪短发、穿旗袍、讲自由，往欧洲一走，把家也走散了。 家里常年吵架，餐桌上碗筷叮当响。父亲后来又娶，继母进门，对这个闷不吭声的女儿并不怎么上心，生活里的小磕碰一件接一件。她站在屋角，看大人反目，看亲情翻脸，没人替她挡，只好学会往心里缩。那些年种下的孤僻、敏感，后来全变成她看人的那双眼，锋利得很。 书成了她最靠谱的避难所。别人出去玩，她盯着纸，看字一点点爬满页边。读得多了，心里那点苦水就倒进句子里。还在中学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写小说，人物说话比她自己还敢。一九四三年，《紫罗兰》杂志刊出《沉香屑·第一炉香》，这个名字“张爱玲”从角落一下拎到灯下，上海滩多了个写故事的年轻女人，说话尖刻，笔下又漂亮又冷酷。 后来人提起她，总会顺嘴带上几篇：《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她爱写俗事，婚姻、钱、面子，写到深处却不肯轻易劝人向善。她早早写下那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外面亮堂，里面发痒，这样的味道，她太熟。 感情这件事，她也试过认真。张爱玲遇见胡兰成，是两块同气相投的石头，碰一下就起火花。她写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时候，心里显然是相信那点巧合的。 她把自己交得干干净净，这边正一心一意，那边胡兰成早已是“四处有人等信”的主儿，婚内婚外，故事不断。 这段情本来就不稳当，拖着拖着，裂缝越撕越大。张爱玲一路退，到最后只剩一纸离婚。伤到这个份上，她对爱情的热乎劲大半被浇灭，防备却越长越厚。她笔下的男女，从此更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甜头，多的是将就、后悔和回不过去的心结。“红玫瑰”“白玫瑰”的那段话，听着漂亮，其实句句都是嘲讽。 人还是得过日子。一九五六年，她和美国作家赖雅结婚。新婚没多久，赖雅中风，半身动不了。她把照顾人的活揽在身上，从医院到厨房，一件件做下去，十来年时间，撑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家。一九六七年赖雅去世，这段婚姻算是给她的人生添了一块安静的石头，石头不在了，水面又回到原来的冷清。 赖雅走后，她留在美国。 语言总有隔阂，文化也拐着弯不对味，找工作养活自己成了头等大事。在外是一个普通的亚洲老太太，在中文世界仍是被反复提起的名字，两边差着一条大洋，谁也够不着谁。她继续写稿，《小团圆》《雷峰塔》里掏出的是自己和家族的旧账，拿在手里翻来翻去，不再期待别人给一个公道。 有人替她算过，如果她肯回到中国，晚景很可能不会这么寂寞，名声在那儿摆着，生活总不至于落到出租屋。一切都是“如果”。张爱玲这辈子，就是吃硬不吃软的脾气，要强、要脸，宁愿自己扛，也不愿让别人看见她的狼狈。连遗体都不让看，说到底，是把最后一层窗帘抓得死紧，不让任何人指指点点。 她这一生，从来不肯把自己收拾成“讨人喜欢”的样子。 写小人物的恩怨，写婚姻里的冷暖，写人性里那点善良和恶意搅在一起，文字锋利得像刀，又带着一点无奈的温度。“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这话拿她自己来说也不算过分。她吃过感情的苦，也见过世情的凉，嘴上刻薄，心里还是留了一点余地给人。 等到那一九九五年的出租屋再次出现在报道里，人们先是惊讶，叹息声很快就起来了。 身体在异国他乡悄悄停了下来，书页上的她却没打算退场。 只要有人翻开那一页，她的句子就会从纸缝里钻出来，带着一点冷笑，一点心酸，在很久以后的夜里，还在和人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