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去世前一日说出的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一九九二年七月，北京西花厅挂上黑纱，屋子不大，花圈却挤到门口。 中间一对花篮特别显眼，缎带上写着“痛悼敬爱的邓妈妈”，落款“李鹏、朱琳”。在任总理当众这样称呼一位老人，行礼的人没开口，旁观的人已经看出这层亲近。 告别那天，邓颖超的遗体送往八宝山，李鹏一路跟在灵车后面，在告别室里鞠完最后一躬才离开。民间爱说，她弥留时嘴里念的是“李鹏”，是真是假没人能拿出凭据，可灵堂上的“邓妈妈”三个字，感情的重量摆在那里。 二〇一四年七月，《李鹏回忆录》出版，他在书里却写下“不是周恩来养子”，把名分划得干干净净，这一句和那句“邓妈妈”放在一起，就把人往过去推：这孩子，到底是怎样走进周恩来、邓颖超家门的。 故事要从江西赣南于都说起。 那里有个给地主放牛的孩子，叫刘长久。 父母早亡，他靠看牛混饭吃。黄昏牵牛回院，地主先摸牛肚子，觉得牛没吃饱，就把孩子那碗稀饭倒进牛槽。十二三岁的少年，对自己的肚子一点说话权都没有，只能在心里打鼓，盼着有一天能离开这个院子。 村里人偶尔提到“朱毛红军”，说井冈山上有支队伍专替穷人撑腰，跟上去就能吃饱。 话不多，对他来说却像一根钩子。上山放牛时，他总要望望远处。 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结束，“扩红”宣传队到了于都，这个十五岁的放牛娃真把牛一丢，跟队伍走进苏区，改名刘久洲。 参军以后他才知道，人们口中的“朱毛”，其实是朱德和毛主席两位首长。 后来的路更苦。 红军长征，他背着枪翻山过河，硬是练出一手“甩枪”，在百米外抬手就能打中目标，战友叫他“神枪小鬼”。西安事变后，组织把这个“小鬼”调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 西安、南京、武汉、重庆，他跟着首长到处跑。 劳山那回，土匪机枪扫来，他往前一扑，子弹打进腰里，人昏了十几个小时。武汉江堤上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日本飞机俯冲投弹，他一把把周恩来按倒，两个人顺着江坡滚下去，刚才站的地方被炸出一个大坑。 信任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一点点攒出来的。 一九三九年夏天，周恩来在重庆收到一封信，是李硕勋烈士的夫人赵君陶托地下党转来的。信里说，儿子已经十二岁，丈夫临终前只叮嘱一件事，要把孩子养大，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周恩来看完信，心里有数，让邓颖超和刘久洲立刻动身去成都，把孩子接到身边来。 这个孩子的小名叫“兰兰”，是照着三姨赵世兰的名字取的。 那时重庆到成都全是山路，车子盘来绕去开出去，夜里得在半路住一宿。 第二天到了沱江边，江上没有桥，只靠一条轮渡过河，掌舵的是地方军阀的人。 刘久洲刚谈好，车轮压上跳板，轮渡忽然离岸，差点把车甩进江里。 他火气“蹭”地一下就上来，在轮渡离岸两三米时猛地一窜，整个人跳上甲板，拔枪上膛冲进驾驶舱，船上的人被吓住，只能连声认错，把船又开回岸边，让车上船再走。 表面挂着“国共合作”的牌子，暗地里刀子照样在砍。 四川那边，罗世文、车耀先在特务设计的“抢米”案中被捕，蒋介石根本不理周恩来和毛主席的营救，下令秘密处决。在这样的气氛里，赵君陶始终没有和接人的两人见面，孩子通过别的渠道转移到安全地方，邓颖超和刘久洲只好空着手回重庆。 从这以后，故事里多了一个少年。 烈士的儿子被悄悄送进重庆城，起初住在曾家岩周公馆。 那地方特务盯得紧，门口走动的都是眼睛，邓颖超干脆把他送到北碚，让辛亥革命元老、又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吴玉章收留。 安顿下来，还得上学。几位长辈给他选了嘉陵江东岸合川县草街镇的育才学校，校长是陶行知，这位教育家在周恩来口中有个说法，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后来，李鹏又被安排去了延安。 那时边区学校渐渐齐整，秩序也稳，比重庆安全。 刘久洲回忆，这个少年上课认真，训练肯吃苦，很快就入党参军，背上和普通战士一样的装备。一支步枪，几枚手榴弹，五到十斤粮袋，再加六斤左右的被包，压在年轻身板上，走起路来自然吃力。 邓颖超看在眼里，把宋庆龄几年前送来的一团两斤重的丝棉拿出来，塞进他的被包里，换掉原来笨重的棉絮。 轻了几斤，夜里盖在身上也暖和，这种关照已经像极了家里长辈。 李鹏自己还想在部队多熬一熬，真枪真炮的地方，能练胆，也能立功。 周恩来想得更长远。战场上的子弹不长眼，要是烈士唯一的儿子倒在前线，他这个“周伯伯”怎么向地下的李硕勋交代。 他让邓颖超去做母子俩的工作，别把希望押在火线，改成送去读书。 一九四八年，李鹏踏上去苏联学习水电的路，整整七年，一九五五年才回国。 一九九二年七月，邓颖超在北京病逝，西花厅里那对写着“邓妈妈”的花篮，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