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国的顶尖华人就是黄仁勋、苏姿丰等，不超过十个。只要特朗普想“斩杀”黄仁勋，立马就可以行动。如果特朗普立马想“斩杀”扎克伯格，犹太利益集团就出面反对了，如果特朗普还不识相，国会参、众两院就要联合弹劾特朗普了。 黄仁勋和苏姿丰现阶段被认为是华人圈里的代表人物，他们靠实力打下自己的位置，也靠耐心度过高压期。 但这些成就不是铠甲，一场政策风向的变化就能让他们陷入被动。 不在于他们做错了事，而在于他们缺少“帮忙的人”。 在白宫门口排队谈芯片限制条款时，他们的身份是企业负责人，也是习惯单打独斗的人。 面对白宫的要求，他们不能拒绝，也不敢争议。 他们也清楚，若不配合，下一次会议可能连被通知的机会都没有。 选择服从，是明白自己在当前局面里没得选。 可同在美国的其他族群，有人拿出应对办法，有人搭好了早年的后台，他们不用面对这些两难。 在美国，商业影响力是一回事，政治体积又是另一回事。 有些企业背后连着一整套操作路径，从媒体到选民再到议员，每个环节都不缺席。 他们不担心突然的问责，因为有人替他们协调。他们也不担心被打压，因为报复代价太高。哪怕触犯政策底线，也能在合适时机拉回局面。 有些人的影响，只存在于屏幕和会议室。而有些人的能量，是能在法案环节体现出存在感的。 他们有组织、有路线、有资源。而华人企业家身边缺少的就是这层防护。 他们没有时间构建群众动员，也没渠道打通背后的政治链，长久以来都靠自己应付所有问题。 在主流舆论中，华人虽然被称为模范群体，但也正因此容易被误解成“默认不会反抗”。 如果没有持续的发声和参与，久而久之就被习惯性边缘化。 个人再优秀，不形成一股力量，也只能循环一个人抗的局面。 很多华人企业家崛起时都抱着务实想法，不愿花时间在非业务事务上。期望靠干净的成绩赢得尊重。 不参与政治，不意味着可以远离政治。当技术发展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商业判断不再是唯一标准。 而他们正好是站在交叉点上的人，工作层面是商业，命运层面却是政治。 他们不缺聪明，甚至比绝大多数人都更优秀。 但缺少一套替自己思考风险的系统，也没有形成集体行动的习惯。 身边没有得分网，也没有备用方案。于是问题一出现，只能靠公司内部力量灭火。成本一高，影响就远超财务层面。 这种处境，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初现迹象。头一批华人高管遇到困难时，通常是别人退后一步，他们留下来挡一阵风。 从企业角度，他们完成了工作任务；从个人安全感看，却始终浮在表层。 其他群体之所以能把目标守得住，是因为他们早把政治看作一种必要准备。 而这种做法，华人圈一直缺乏。不是没人想做，而是体系不清晰，惯性不存在。 美国社会的运行，不单看谁有新技术，还看谁能保住说话渠道。 尤其是涉及国际关系或者政策波动，只靠公司声明解释远远不够。 它背后需要有人愿意为你协调空间。没有这个基础，资源再多，决策面前都容易变成次要变量。 不是每个CEO都能做到面面俱到。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华人精英在业务上遥遥领先，在防护上却处于放空状态。 他们身处最热的行业，肩负最重的任务，却并没拿到最稳的保障。这种落差，在遇到利益冲突时，会被一笔笔放大。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再一次把经济归入战略领域，意味着商业活动更容易被政治化。 在这种环境下，谁能留下交情，谁能维持空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甚至个人的走向。 现在的政策节奏更急，也更不留情面。企业家若没有支撑网，就容易失去主动。 而黄仁勋们现在做的，是在专业层面突破极限，在制度层面却承受不该承受的重压。 未来还会冒出更多像他们这样的华人高手，但如果问题结构不变，那么十年前的困境，只会一再重演。 信息来源：国际观察丨马斯克的黯然退场——起底美国制度性——202505/2922:08:16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