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成都军区司令张太恒到北京开会，这时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告诉张太恒：“中央军委决定免去你成都军区司令员职务，任命你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你有没有意见？” 山东广饶的盐碱地上，13岁的张太恒揣着半块糠饼子，跟着部队钻进青纱帐，当上“小八路”交通员。东山岛炮火擦着后颈飞过，身上留下二十多处伤疤，他却始终觉得，真正压在心头最重的伤，不在皮肉。 四十多年后，他从战壕爬上成都军区司令员的位置，管着西藏、四川、云南漫长边防线。1991年6月，西藏聂拉木简易机场，三架直升机在高原烈日下待命，风卷着砂石在山谷间乱撞。 张太恒登机前一再确认气象，当得到肯定答复时，他转身上了打头那一架。很快，剧烈颠簸袭来，后机传来一声闷响，远处山谷腾起黑烟，无线电里只剩下刺耳杂音。 搜寻结果残酷而清晰，张德福中将和十二名同志连同飞机碎在山沟里。事故调查认定突发下沉气流是主因，飞行员处置时间极短，但作为此行最高指挥，指挥决心、航线选择和风险评估，都绕不开他的名字。 在调查会上，他没有拿出任何数据替自己开脱，只是起身承认“我负领导责任”，请求组织从严处理。对于一个从死人堆里打出来的老兵来说，“责任”二字，比军衔和位置重得多。 几个月后，免去成都军区司令员，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电文下达。对外界而言，这是实实在在的降职，对他而言，更像一道必须接受的判决书。他在南京军区的见面会上开口第一句就是“我是犯过错误的人”，既不装糊涂，也不自我粉饰，只把这块石头压进心里。 在南京，他没有沉在办公室，而是频繁往基层跑，走训练场，下宿舍，问得具体，听得耐心。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短暂过渡的岗位，对他来说，却是一段补课的过程。他明白，组织把人留下，是在看他怎么改。 正是这段时间的表现，让这位“犯过错误的人”又一次得到重新评估。一年后，他被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从西南来到华东，回到自己当年扛炸药包冲济南城门的地方。他在任职时说得很直白，自己是带着“补过”的心情回到家乡部队的。 从成都到南京再到济南，这条曲折的轨迹，并没有抹去那场高原事故留下的血色印记。相反，事故之后，高原飞行安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训练规范被一条条细化，写进条令，也落实在他后来的工作中。对飞行安全、对战士生命的警惕和敬畏，被他反复叮嘱给身边的干部。 1994年，他戴上上将军衔。胸前的独立功勋荣誉章和身上那二十三道伤疤，一头连着在青纱帐里跑过的少年时代，一头连着聂拉木上空那团再也散不掉的黑烟。 张太恒的一生里，有赢得掌声的战功，也有永远无法抹平的失误。组织对他的处理像老农扶歪苗，先压下去，再看能否扶正。他自己则用态度交出两份答卷：事故发生时，主动把责任揽在肩上；受处分后，在新岗位上埋头干事，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借口退场。 他和张德福等牺牲的战友一起，构成了那段历史的光与影。一边是辽沈、平津等大仗打出来的勋章，一边是高原山谷里沉睡的直升机残骸。对今天的带兵人来说，也许真正值得记住的，是这位从盐碱地走出的上将留下的朴素准则：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重，胜仗可以共享，事故不能推诿。扛起枪，就要准备在关键时刻，把“是我带他们出来的”这句话说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