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戴笠最得意的女学生向影心正与日本海军武官贴身热舞。当武官的手滑向她旗袍开衩时，她娇笑着将一枚发卡别在他衣领，三天后，这位武官暴毙在领事馆，尸检发现发卡暗藏剧毒氰化物。 在军统档案里，向影心只有一个冷硬的代号，叫“裙带花”。可在西安老宅的旧照片里，她曾只是个被父亲带去药铺跑腿的少女，认真分辨每一味药材的味道。苦杏仁代表氰化物，甜腻提醒砒霜，这本该是护人一命的本事，却一步步把她推上另一条路。 后来随丈夫赴武汉，在一次酒局上，她从酒杯里闻出不对劲的气味，悄悄提醒官员避开，这一幕落进在场的戴笠眼里，成为她被招入军统的开端。 上海特训基地的几年，几乎彻底改写了她的人生。她被迫在“救人”和“完成任务”之间选择，亲手在死囚茶碗上抹毒，看着对方抽搐倒地，掌心掐出血印却不准掉泪。从那以后，她开始学着把自己当成一件工具。 她被训练成会走路的武器，会用眼神传暗号，会在几秒钟内拆装枪械，会把刀片藏进口红，把毒药封进发卡。她发明的“发卡藏毒法”，在1935年武汉舞厅刺杀日本武官时派上用场。一支看似普通的发卡别上对方衣领，几天后就变成一纸氰化物致死的报告。 戴笠格外欣赏这把“毒刃”。她被调往上海、北平、重庆，在各个据点之间穿梭。刺杀殷汝耕时，她顶着川岛芳子表妹的身份混进上层圈子，将砒霜拌入夜宵粥中，却因目标临时肠胃不适吐光了食物，功败垂成。 行动失败，她被押入宪兵队连受刑讯，却靠事先缝在衣领中的解毒线和装疯卖傻的演技活下来。戴笠不仅没有怪罪，反而提拔她，让她直接向自己汇报，并授意她建立属于自己的外围线人网。 这一时期的“裙带花”，几乎站在军统女特工的顶端。她在舞厅、宴会、情场、审讯室之间切换角色，用父亲传授的“闻味识毒”本领挑选药物，用特训里学来的“神经错乱表演”在牢房里蒙混过关。表面云淡风轻，指甲缝里却是常年试毒留下的青紫痕迹。 可在耀眼履历背后，她作为女人的命运却一点都不光鲜。她是戴笠最趁手的武器，也是众多情人之一，长年处在“工作第一”的要求下，被禁止成婚。等到需要笼络毛人凤时，她被当作筹码，一纸命令就成了毛家门楣上的“贤惠太太”。 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写着算计。她为毛人凤生下多个子女，表面尽责，却随时要在“毛夫人”和“军统特工”之间切换身份。她仍要在需要时从厨房、摇篮旁转身回到秘密据点，继续拆枪、配毒、写报告。 毛人凤心里很清楚这顶戴在自己头上的绿帽子，却在戴笠的权势面前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把屈辱和妒恨压在心底。 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坠毁，整座特务帝国瞬间失去主心骨。向影心还在重庆整理档案，新的权力中心已经开始算账。 接掌大权三天之内，毛人凤就以“精神异常”为借口，将她送进封闭的疗养院，接受所谓“电疗修复”。电击、药物、监禁，让她头发迅速花白，身形消瘦。 在那些日子里，她靠着指甲在墙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用偷偷辨认药性的习惯避开一些药物，还悄悄把几根甘草藏进衣襟，自我安慰那是“能解毒的东西”，也是记住归途的线索。 解放前夕，家人才终于把她从疯人院接出，辗转送往香港。 到了香港，小小的出租屋里再没有密令和暗号，她却也找不到真正的归宿。她终日对着父亲留下的药草手册出神，有人问她是否后悔这辈子当特工，她只是指着那行“向家药录”的字，轻声说，本来是想用这点本事救人，结果却拿去杀人，不谈后悔，只是没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不久之后的一个清晨，她换上当年那件海蓝色旗袍，对着镜子慢慢理好衣领，像在舞厅里准备上场一样笑了一下，随后在桌前举起毒药，一饮而尽。 军统史料里只留下寥寥几行文字，西安老屋早已易主，药铺也变成了商店。偶尔有人在博物馆玻璃柜前，看到那件开衩处针脚细密的旗袍，想起她的代号，给她贴上“女魔头”或者“牺牲品”的标签。 可把这条生命从头串起就会发现，她既是主动走入权力迷局的野心之人，也是被反复“当成武器”的普通女儿、妻子和母亲。她用一生把“报国”挂在心口，却始终没有机会为自己活一次。 等到最后那一杯毒药咽下，她曾经代表的，是一朵被精心培育出来的“裙带花”，也是在时代刀锋上被磨得体无完肤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