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周恩来被捕。谁料，审讯他的人，是他的学生。他凑近周总理，轻声说：“周主任，您放宽心，我定会想法子救您出去。” 1920年代的黄埔课堂上，周恩来常问学生︰手里的枪该对准谁。这句话后来在一个弟子心里翻起了浪。 周恩来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欧洲接触马克思主义，1922年加入旅欧党组织。1924年回国后，他来到黄埔军校，从政治教官做到政治部主任，建立党代表和政治指导员制度，讲清谁是敌人、谁是人民，希望这些年轻军官记住，军人是为国家、为百姓拿枪的人。 广东大埔青年鲍靖中就在这样的课堂里长大。1924年他考入黄埔第4期，毕业后参加东征和北伐，不久升任第26军第1师第7团中校团长，心里始终记得老师说过的“枪口问题”。 转折出现在1927年4月。11日深夜，师长斯烈派人请周恩来到宝山路天主堂“商谈整编工人纠察队”。到场后，他被收走手枪，对方开口就要纠察队交出武器，他当即拒绝。僵持到凌晨，外面枪声大作，清党开始，周恩来被关进小黑屋，门外不断有人提“处决”和“请示南京”。 天快亮时，牢门忽然打开，一个团长走进来，目光在昏暗中一转，脱口而出︰“周主任。”周恩来认出，这是当年课堂上爱提问的学生鲍靖中。弄清经过后，鲍靖中压低声音说︰“您放心，我想办法救您。”随即关门离去。 师部临时会议上争论不休。角落里的军中政治主任酆悌同样出身黄埔，对周恩来并不陌生，却自始至终没表态。会散时，他在团部门口与鲍靖中迎面相遇，视线在那名“新兵”身上一扫而过，只点上一支烟，丢下一句“师部电话找你”，转身离开。这种装作没看见，本身就是一种默认。 抓住这点缝隙，鲍靖中立刻行动。他给周恩来换上士兵军装，压低帽檐，让他紧跟在自己身后，假装押着勤务兵出门。经过岗哨时，哨兵对这个生面孔多看了几眼，他亮出证件，提高声音质问“连我也要查吗”，才把人带出大门。 离开师部后，他绕开巡逻线，把周恩来送到北火车站附近棚户区的联络点，塞给一个布包，里面是银元和地址，只留下一句“沿着铁轨往南走，多保重”。 这一夜几乎切断了鲍靖中的前程。事后国民党通缉，他改名易姓，辗转多地谋生。抗战期间他重回军队担任副师长，战后回南京开了小杂货铺，不再追逐军中升迁。酆悌后来因牵涉其他案件被处决，临终前托人给鲍靖中写信，只留下一句“那个电话，我打了”，把当年的默契压在一行字里。 而被救出的周恩来，则在此后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最终成为新中国总理。建国之后，他始终记得黄埔学生在最黑暗时刻伸出的那只手。 1950年春，他在南京工作时托刘伯承等人查档案、找人，确认鲍靖中的身份和住址后，叮嘱地方政府力所能及地照顾。1957年再到南京，他专门抽时间登门拜访，这场重逢没有排场，也没有记者，只有一壶茶和一句“那年你救了我，这一辈子我都记得”。 1974年春，鲍靖中在南京病逝，安静离世。他这一生没有显赫军功，却在最危险的关头，用一次选择守住了课堂上学到的那点良知。很多年后再看，人们会明白，真正改变历史的，是那点“枪口不能对错人”的倔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