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去世，党中央找到他的侄子周尔鎏，想取回总理开国大典时穿的衣服作纪念，谁料想，周尔鎏却早将其扔了。 1976年，整理周恩来遗物的工作人员敲开周尔鎏家的门，问起那件浅黄棕色的中山装时，他愣了好一会，只能低声说了一句：“早就穿坏了，补了好多年，最后实在补不下去，就扔了。” 来人沉默片刻，只淡淡说：“也好，他要是知道，大概也不会怪你。”那一晚，他几乎没合眼。 他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进周公馆，是1946年在上海。母亲早亡，父亲再娶后音讯皆无，寄宿学校毕业后，家里已无他立足之地，他在城市间辗转，无处可去。最后只好根据童年模糊的记忆，沿着思南路去找父亲曾提过的“七叔”。 周恩来和邓颖超见到这个衣衫褴褛、浑身灰尘的少年时，眼前一闪，就决定把他留下。起初他还是按辈分叫“七叔”“七婶”，住得久了，慢慢改口叫“七爸”“七妈”。 七爸公务繁忙，更多的日常，是七妈一手照看。吃穿用度，都安排得紧巴而讲究，衣服多是周恩来的旧衣服改一改尺寸接着穿。周家有规矩，亲属不能借总理名头半分好处，不许伸手，不许走歪门，连他去上学，也坚持读公立学校。 这种严，少年时他并不完全懂，只觉得日子清苦。可越长大越明白，这是一种自守，是七爸七妈留给他最重要的东西。 考上南开大学那年，他捧着录取通知书回到西花厅，七爸看完很欣慰，从衣柜里取出一件驼色中山装递给他，说天气冷了，这件给你穿。那正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穿过的那一件，只是他没提，侄子也不敢追问。 对周尔鎏来说，这不只是一件衣服，更像一种嘱托。那几年他长得快，身上的衣服大多是七爸旧衣改的，这件中山装穿在身上，像是提醒他，不要忘记“不能打着周恩来的名义谋私利”这条规矩。 衣服颜色偏浅，穿在年轻人身上太显眼，他便悄悄把颜色染深了些，当作普通衣服日日穿着。50年代到60年代，生活紧紧巴巴，他没有想过把这件衣服供起来，只觉得既然是七爸给的，就该穿出它的用处。缝了又补，补丁叠着补丁，直到60年代末，袖口磨烂，布料发毛，实在没法再穿，只好咬牙丢掉。 多年后，当工作人员告诉他，那件中山装就是七爸在开国大典上那身亮色衣服时，他的懊悔一阵阵往上涌，难免心痛。但转念一想，以自己对七爸的了解，他大概真不会希望衣服被锁进玻璃柜里。 当年劝他的人劝过无数次，要总理留些有纪念意义的物件，他总摇头，说东西就该“物尽其用”，衣服的本分是御寒，不是摆样子。 所以，这件承载重大历史时刻的中山装，先是被转赠给一个失去亲生父母的侄儿，又在几十年的寒来暑往中被穿旧、染色、打补丁，最后在一户普通人家的柴米油盐里悄然消失。故事听上去有些遗憾，却意外贴近他一贯的行事准则。 那年夜里，周尔鎏坐在桌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凉水，轻声说：“七爸，我没忘你教的规矩。”开国大典上的那件大衣没能留下，可七爸七妈用一件件旧衣服、一句句叮嘱刻进他骨子里的俭朴和分寸，却撑了他一生。这大概也是周恩来最愿意留在人间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