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科长找到刘奎，对他说：“部队要过江了，上级决定让你留下来打游击。”刘奎一愣：“就我一个人？”科长回答：“还有两个重伤员！” 1941年春天，皖南山里还透着寒气，新四军军部在忙着北上渡江。 名单往下念，人一批批往江边走，屋子里只多留了刘奎。 作战科科长李子高把门关上，说了一句不长的话：“部队要过江了，上级决定让你留下来打游击。”语调不高，意思很重。刘奎愣了一下，问：“就我一个人？”李子高又接了一句：“还有两个重伤员。” 那年他三十一岁。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主力被迫北移，这块地方要是一下空了，日伪和汉奸一定会四处散布“新四军被打光了”的话。主力要过江，枪要过江，参谋、骨干都在队伍里。 等到船只在江面上散开，留守的任务才算真正落在他头上。 主力一走，刘奎就去找那两个重伤员，一个叫李建春，一个叫黄诚，都躺在床板上。 三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很快明白这是从头起步。守的不是城池，是一句话，要让皖南老百姓心里有底：新四军还在。 要让人信这句话，得先让人看到人。 他们拖着伤往附近村子走，走村串户，敲门时就一句话反复讲：新四军还在皖南，还在打日本人和汉奸。村民听着心里打鼓，门缝开一条，既想听，又怕惹祸。 日伪天天抓所谓“残部”，伪乡公所经常放狠话，谁都不想把麻烦扯到自己身上。 说得多了，总有人愿意迈那一步。有五个农民悄悄上门，手里提着镢头、锄头，说愿意跟着干。队伍一下变成八个人，看着人多了，问题却更明显：只有刘奎有一支枪，其余人都是农具上阵。铁锹棍棒吓得住地痞，碰上日伪军的步枪机枪，连近身都难。 没枪，游击队就发不出响动。刘奎把眼光盯到庙首的伪乡公所。 那地方刚分到一批新武器，门口伪军松松垮垮。他心里打了主意，八个人硬闯不行，得先吃掉一小股。一次出动，他带人埋伏在路边，等伪军一个小队路过，抓着空档开火，打散队形，缴了枪，军装也顺手扒下来。 几个人换上伪军衣服，顺着山道往庙首走。 远远看去，就是一队回营的人。 院子里有人打盹，有人在门口抽烟，伪乡长坐在屋里翻纸，没往心里去。刘奎进屋，上手就把人按在椅子上，刀扎在大腿上，血一涌出来，伪乡长当场认怂，急忙吩咐屋里人放下枪。 就这么一场硬仗，黄山脚下多了一屋子的武器，八个人的队伍总算像个部队。 这件事在皖南传开，“刘奎游击队”三个字开始在茶桌旁被提起。有人往山里托信，有人把家里的粮食、省下来的盐包成小包送上山。 到1941年七月前后，队伍已经不再是几个人东拼西凑的样子，正式挂起“黄山游击队”的名头。 名字立住了，仗还是照打。 白天躲在山洼和竹林里，天一黑就开始活动。有人去拦日伪的运输车队，挑山道转弯处下手，把车打翻在沟里；有人盯着交通线，哪条路对敌人补给要紧，就往哪条路动土；碰上作恶多端的汉奸恶霸，抓到手里要给个说法，让乡亲们看得明白。 到1943年冬天，队伍已经发展到八百多人。 刘奎把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在不同山头，各自守一块地盘，有的看桥，有的看渡口，有的盯敌人的巡逻路。敌人的报告里开始出现牢骚，说皖南后方运输老出问题。 这些变化背后，是一身身真伤。刘奎在战斗中受伤九次，身上新旧疤痕交错。 日军清剿时，他曾被逼到悬崖边，背后枪声越来越近，只能往下跳，底下是乱石和荆棘，摔得浑身青紫，好在人还活着。还有一回，被叛徒出卖，敌人摸到驻地附近，火光映得山坡通红，游击队连夜撤离，靠着山林一点点往外挪，才从包围边缘挤出去。 久而久之，战士们提起他，不爱叫职务，更愿意说一句“打不死的刘奎”。 听着带点玩笑，其实多的是敬服。每次有人以为他扛不过去了，过不了多久又看见他站在前沿指挥。当地百姓嘴里也有这个称呼，只要他还在山里转，大家就觉得皖南这块地方不会轻易低头。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当初那三个人加一支枪的小队，已经变了模样。 黄山游击队一步步发展壮大，人数涨到两千多人，被改编为皖南沿江总队，沿江一线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敌人在地图上画来画去，想方设法压住这股力量，皖南百姓看着那成排的队列，心里多了几分笃定，知道这片山河迟早得回到自己手里。 把这条路连在一块看，从三个人，到八个人，到八百人，再到两千人。 真正撑住这一切的，是最初那句看起来普通的话：新四军还在皖南。皖南事变之后，要是没人愿意留下来接这句话，火种早就被风吹散。刘奎接下“留下来”的任务时，谁也算不清他要付出多少血汗，可那一步跨出去，已经不只是调个岗位，而是关系到皖南在战火里肯不肯服输的问题。 1941年那间小屋里，灯光昏黄，风声不小，几句短短的对话，悄悄改了这片土地后来多年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