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晚年，钱学森整天躺着，不爱说话，也不理人，家人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谁知当医生问他100减7等于多少？钱学森怒斥他，你知道你在问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解放军总医院的走廊里，护士推着药车经过，病房门半掩着，突然，一声洪亮的怒吼从里面传出来，整层楼的人都愣住了，那是钱学森的声音，这个97岁的老人已经很久没这么大声说过话了。 事情得从一场常规检查说起，医生拿着认知量表进来，按流程问了几个问题，当问到100减7等于多少时，老人答93，接着问93减7，他答86，可当第三次继续往下减时，原本闭眼躺着的钱学森突然坐了起来，眼神锐利得吓人。 他沉着脸说自己是大科学家钱学森，质问医生知不知道在问谁，这一幕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家人本以为老人糊涂了，没想到这是他在抗议，抗议这种小学水平的题目对他的轻视。 1955年的秋天，一艘轮船从美国驶向中国，甲板上站着钱学森一家，他的行李箱被扣押了五年，里面装满了图纸和资料，那支在美国写求救信的钢笔，笔杆上留下深深的划痕，见证了归国路上的艰辛。 美国人说他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所以千方百计阻拦，可钱学森铁了心要回国，哪怕失去自由也不改主意，经过多年交涉，他终于带着妻子蒋英和孩子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从那一刻起，他这辈子就只干一件事。 回到病房里的场景，人们以为老人不说话是老年痴呆，其实他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工作，病床边堆着629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24500份剪报，每份都按航天、国防、教育分了类。 每天下午三点，钱学森雷打不动地开始剪报纸，手抖得厉害，但他还是坚持把有用的内容剪下来，用繁体字写好标签贴上，这是他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两万多份剪报就是他的情报网。 有次航天院的年轻工程师拿着试车曲线来请教，那人本没抱希望，谁知老人盯着图看了几秒，就指出是阀门的问题，因为手抖写不了字，他就用指甲在纸上划出温度、密度、进气、节流四个词，后来团队顺着这个方向查，真把共振难题给解决了。 钱学森的生活规矩大得很，床边的铅笔必须削成一样长，整整齐齐放在右手边，日本友人送的电子表被他调快了十分钟，这是当年在实验室抢时间养成的习惯，就连窗帘都要拉到固定位置，只遮住一半阳光，说这样看图纸眼睛不累。 楼下操场传来跑步声时，老人会睁开眼，嘴角微微上扬，他跟孙子说，这声音让他想起加州理工的日子，那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火箭送上天，同样的节奏，不同的地点，相同的是那颗始终跳动的心。 蒋英的学生来家里唱歌，客厅里飘出悠扬的旋律，这时候钱学森会彻底放松下来，微微闭着眼听，他常说要让孩子懂艺术，这是他琢磨多年的教育问题的一部分，严谨的科学家也有柔软的时刻，音乐就是他的另一个世界。 所以那道100减7的题目，对他来说不是测试，而是一种冒犯，这个算了一辈子导弹轨道、卫星数据的人，每个数字都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让他做这种题，就像让画家去涂鸦本，让钢琴家去弹儿歌。 那声怒吼不是糊涂的表现，恰恰证明他还清醒着，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干过什么，更知道自己配得上怎样的尊重，这是一个科学家的骄傲，也是一个归国者的底气。 2009年深秋，钱学森走完了98年的人生，床头还摊着当天的报纸，上面圈出了航天发动机的关键数据，家人整理遗物时，在那支旧钢笔的笔帽里发现了一张小纸条。 纸条已经泛黄，边缘磨损严重，是1955年写求救信时剩下的边角料，上面只写了两个字:祖国，从离开美国的那天起，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两个字从未离开过他的心。 那个被误以为要糊涂的老人，用最简单的方式守着最深的信念，沉默不是衰老，而是把力气省给最重要的事，他这一生算过无数复杂的公式，但心里最清楚的答案，始终就是那两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