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黄干宗被两个越南女兵“掳”进了大山深处。他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却没想到女兵直言：“我们只要跟你生孩子！” 原来，这两姐妹压根就不想打仗。那时候越南穷兵黩武，男的死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大量征召女兵。这两姐妹厌倦了血肉横飞的前线，一合计，干脆当了逃兵，躲进了这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 她们抓黄干宗，目的单纯得让人咋舌：深山野林生存太难，她们需要一个劳动力，更直白点说，她们需要一个男人来繁衍后代，搭伙过日子。 这哪里是俘虏，分明是被“抢亲”了。 刚开始那段日子，黄干宗那是真不想活，也不想就这么认命。他是来保家卫国的，结果成了敌人的“压寨丈夫”，这叫什么事？他试过逃跑。 有一次，他趁着姐妹俩不注意，撒丫子就往林子里钻。可他低估了热带雨林的恐怖。没跑出二里地，就被一头几百斤重的野猪给盯上了。要不是他爬树快，估计当时就交代在那儿了。等到黎氏萍姐妹俩找到他时，他浑身是血，挂在树上瑟瑟发抖。 还有一次，他跑了两天两夜，结果遭遇了“鬼打墙”，绕来绕去又回到了竹屋附近。脚底板被荆棘扎烂了，鞋底也磨穿了，整个人虚脱得只剩一口气。 那两姐妹也没打他，也没骂他。黎氏萍默默地给他处理伤口，阮氏英去煮了野菜汤喂他。这种软刀子，有时候比硬刀子更磨人。 时间是把杀猪刀，也能磨平人的棱角。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所谓的国家大义、敌我矛盾，慢慢被最原始的生存本能给稀释了。 黄干宗开始妥协了。他是个庄稼汉，骨子里有种随遇而安的韧性。既然跑不掉，那就先活下去。 他开始发挥男人的作用。修缮那个破败的竹屋，制作捕鱼的木叉，甚至用藤条编织陷阱抓野鸡。黎氏萍教他辨认雨林里的毒蘑菇，告诉他哪种草药能治蛇毒。 这种生活，说好听点叫世外桃源，说难听点叫回归原始社会。 慢慢地，黄干宗和黎氏萍走到了一起。这很难用“爱情”两个字来界定，更多的是一种在绝境中抱团取暖的依赖。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这13年里，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大搞经济建设；苏联解体了，世界格局变了。但这片深山老林里，时间仿佛是静止的。黄干宗每天面对的，只有还不完的柴米油盐和带大孩子的琐碎。 但他心里那团火，从来没灭过。 那是对家的思念。每当夜深人静，看着熟睡的越南妻子和混血孩子，黄干宗心里就发酸。他想家里的老爹老娘，想村口那条土路，想听一句正宗的中国话。他总在想：爹妈还在吗？村里人是不是都以为我死了？ 转机出现在1992年。这一年，早已不再年轻的黄干宗在山溪边打猎，偶然捡到了一个漂流下来的空酒瓶。 他拿起瓶子一看，整个人如遭雷击。瓶身上印着的一行汉字，让他眼泪唰地就下来了，那是广西某啤酒厂的商标。 那天晚上，黄干宗失眠了。一边是与之共患难13年、给他生儿育女的越南女人；一边是生他养他、魂牵梦绕的祖国和父母。 最后，他咬着牙，做出了决定。他没敢告诉黎氏萍，因为他怕。他怕那种离别的眼神，更怕自己一旦心软就再也走不了了。 他揣了几块干得像石头一样的玉米饼，借着月光，最后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妻儿，头也不回地钻进了密林。 这一次，他没有迷路。或许是老天爷也被他感动了，或许是那个啤酒瓶给了他指引。他凭借着这13年练就的野外生存本领，走了整整三天三夜。 当他蓬头垢面地拦下一辆过路的货车，用颤抖的声音说出那句久违的中国话时，司机都被他吓了一跳。 经过层层核实，大使馆把他送回了国。 当黄干宗站在自家村口时，那种时空错乱感让他恍如隔世。当年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破旧的茅草房变成了砖瓦房，家家户户通了电。 他推开家门，老迈的父母看着眼前这个“死而复生”的儿子，哭得差点背过气去。那一刻，黄干宗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他终于回家了，这13年的野人生活，终于结束了。 回到文明社会的黄干宗，过得并不踏实。他在村里显得格格不入，虽然家里人对他很好，虽然政府也恢复了他的名誉，没让他背负“叛徒”的骂名，但他心里空了一块。 那一半心，丢在了越南的深山里。 他开始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黎氏萍带着孩子在破竹屋里等他回家的画面。 后来，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想把黎氏萍母子接回来。 他带着盐巴、布料，凭着记忆试图重返那片深山时，人去楼空。 他在附近找了半个月，问遍了周围零星的猎户和山民。有人说见过她们母子往南边走了，也有人说她们可能改嫁了，还有人说可能遭了难。 黄干宗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广西。从那以后，他变得更沉默了。 他恨那场战争吗？肯定恨。如果没有战争，他会娶个邻村的姑娘，安安稳稳过一生。 他恨那两个女兵吗？我想他不恨。正如他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流露出的那样，那是一种混杂了感激、愧疚和思念的复杂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