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2岁的茅以升妻子刚去世，他就和6个孩子商量，想要续弦。孩子们不反对，但他说出女人名字时，大家脸色都变了。长子说：“那个女人进门，我们就断绝关系！“但茅以升还是把女人接进了家，还多了一个女儿。 茅以升和原配戴传蕙，那真的是咱们传统观念里的“天作之合”。虽然是包办婚姻，但这两人运气好，属于那种“揭开盖头就是惊喜”的类型。1914年，18岁的茅以升还是个愣头青，本来对家里的安排还有点抵触，结果一见面，戴传蕙端庄秀丽，知书达理，那是大家闺秀里的极品。茅以升一眼就沦陷了，什么反对包办婚姻的念头，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婚后那几年，是真甜。茅以升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戴传蕙就在家伺候公婆，带孩子。那个年代的车马慢，书信远，两人虽然隔着太平洋，心却是贴在一起的。戴传蕙给丈夫寄照片，背面写着杜甫的诗：“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茅以升收到后，把照片复印了好多张，甚至藏在钱包里，想老婆了就拿出来看看。 那时候的茅以升，心里装着两样东西：一样是造桥的梦想，一样是远方的妻儿。 后来茅以升学成归国，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可是，做名人的妻子，难啊。尤其是做茅以升的妻子，更难。茅以升为了造桥，那是天南地北地跑，戴传蕙就带着孩子跟着他搬家。有人统计过，光是那些年，他们家就搬了30多次。 搬家还是小事，最要命的是担惊受怕。修钱塘江大桥的时候，那是全世界都盯着的工程，难度大到外国专家都摇头。戴传蕙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桥塌了，生怕丈夫出事。这份巨大的心理压力，硬生生把一个原本开朗的女人，逼出了精神分裂症。后来抗战爆发，为了阻挡日军，茅以升不得不含泪炸毁自己亲手建的大桥，这对夫妻俩来说，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在这漫长的、动荡的岁月里，戴传蕙把自己熬干了，她把所有的精力和爱都献给了这个家，献给了茅以升。在她心里，丈夫就是天，是她即使精神崩溃也要守护的人。 可她万万没想到，这天，在1946年，裂了个大缝。 那一年，50岁的茅以升去上海工作，离开了南京的家。也就是在那儿，他遇到了20出头的权桂云。咱们得承认，人性的弱点在这一刻暴露无遗。一边是操劳半生、精神脆弱的发妻，一边是年轻漂亮、满眼崇拜的少女。茅以升没能守住底线，他在外头“安家”了。 这事儿做得隐秘，戴传蕙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50年代搞“忠诚老实运动”，茅以升觉得这事儿瞒不住了，或者是出于某种想要坦白的心理，他把这事儿告诉了戴传蕙。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是戴传蕙，这得是什么样的打击？陪着你吃糠咽菜、流离失所、为你生儿育女、甚至为你熬成了神经病的妻子，突然知道你在外面不仅有人了，连孩子都生出来了。 戴传蕙没有大吵大闹，因为她的心在那一刻已经死透了。从那以后，她的病情反反复复，身体每况愈下。而在孩子们看来，母亲后半生的痛苦，全都是父亲和那个女人造成的。 1968年，戴传蕙终于熬干了最后一点油，走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茅以升提出要娶权桂云。这在孩子们看来，简直就是往伤口上撒盐，是对母亲亡灵的亵渎。“尸骨未寒”这四个字，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显得格外刺眼。 但茅以升铁了心。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对权桂云母女的愧疚，或许是晚年对陪伴的渴望，又或许，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欠权桂云一个名分。他固执地把权桂云接进了门，哪怕代价是和六个子女彻底决裂。 这一决裂，就是一辈子。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真的值得吗？权桂云进了门，日子过得并不舒坦。背负着“逼死原配”、“破坏家庭”的骂名，还要面对茅以升子女的冷眼和仇视（虽然他们后来基本不登门了，但这种无形的压力更可怕）。她这一辈子，虽然后来得到了名分，却始终活在阴影里，郁郁寡欢，最后也早早因病去世了。 而茅以升呢？这个在外面风光无限的大科学家，晚年的家里却是冷冷清清。没有儿孙绕膝的欢声笑语，只有无尽的寂寥。每逢过年过节，看着别人家团团圆圆，老爷子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最让人唏嘘的一幕发生在1989年。那时候茅以升已经病入膏肓，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93岁的老人了，手里死死攥着两样东西：一样是代表他一生荣耀的工程勋章，另一样，是发妻戴传蕙生前穿过的一件旧旗袍。 直到临终，他都在念叨那几个孩子的名字，他想见他们一面，想听一声原谅。 可是，并没有。那六个孩子，真的说到做到，没有一个人出现在病房。 最后还是权桂云生的女儿茅玉麟，看着父亲太可怜，实在不忍心让他带着遗憾走，就自己伪造了一封信，假装是大哥茅于越写的，信里写了些原谅的话。 当茅以升颤颤巍巍地接过那封信时，他那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光，嘴角费力地扯出一个笑容，像个犯了错终于被原谅的孩子。他就那样紧紧抓着那封假信，安详地闭上了眼。 他到死都不知道，那封信是假的。他到死都没能跨过那座横亘在他和子女之间的断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