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自知生死未明，于1936年12月20日连续写了三封遗嘱，均被张学良扣留。下图是最后一封“嘱子书”。 这三封信，一封给妻子宋美龄，一封给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还有一封是给全国国民的。咱们标题里提到的那封“嘱子书”，字里行间那种交代后事的决绝，即便隔着大半个世纪，读起来都让人背脊发凉。 他在信里跟两个儿子说：“我一生只知道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希望你们能继承我的遗志。”这话听着冠冕堂皇，可你细品，这时候的蒋介石，内心其实已经崩了。他认定张学良和杨虎城会要了他的命。 但这三封遗嘱，当时并没有发出去，全被张学良扣下了。 谁也没想到，这几张薄薄的信纸，竟成了两人半个世纪恩怨的注脚。 咱们把时间轴拉长一点，看看这就此改变的两段人生。 那时候的张学良，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他是“少帅”，手里握着东北军，跟蒋介石那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可这兄弟情在国家大义面前，终究是脆弱的。 张学良发动兵谏，初衷真不是为了杀蒋，他是真急眼了。日本人都在家门口了，老蒋还在那儿搞“攘外必先安内”，这谁受得了？张学良想的是，把大哥扣下来，逼他答应抗日，事儿成了，咱们还是兄弟。 但他太天真了，他把政治博弈想成了江湖义气。 蒋介石是什么人？那是玩权术的祖宗。他在西安虽然答应了抗日，但心里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对于一个领袖来说，被手下兵谏扣押，这是奇耻大辱，是一辈子洗不掉的污点。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居然天真地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操作，当时连周总理都拦不住。张学良觉得自己这是“负荆请罪”，给足了大哥面子。 可飞机一落地南京，性质就变了。 蒋介石刚下飞机，那个在西安点头答应抗日的“领袖”立马换了一副面孔。张学良前脚刚踏上南京的土地，后脚就失去了自由。 这一关，就是大半辈子。 很多人会问，蒋介石为什么不杀张学良？ 这里面门道可多了。一方面，宋美龄在中间死保。宋美龄跟张学良交情匪浅，她曾经放过狠话，要是动汉卿一根汗毛，她就把蒋介石的那些破事儿全捅出去，甚至离开台湾。另一方面，杀了张学良，东北军几十万人马怎么办？舆论怎么办？ 所以，蒋介石选了个最折磨人的法子——软禁。 这种软禁，不是把你关在黑牢里，而是像养金丝雀一样养着你。给你吃，给你喝，甚至还让你能看见外面的世界，但就是不给你翅膀。 从大陆到台湾，张学良的住处换了好几个，苏仙岭、凤凰山、井上温泉…风景都不错，可那都是笼子。 最让人唏嘘的是，蒋介石这种“恨”，是刻进骨子里的。 到了1975年，蒋介石已经病入膏肓，连话都说不利索了。按理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时候该放下恩怨了吧？ 并没有。 当宋美龄试探性地问起，自己百年之后能不能放了汉卿。躺在病榻上的蒋介石，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让他老婆绝望的话：“此头猛虎，不可放出！” 这句话，直接判了张学良无期徒刑。 宋美龄当时就哭了。她哭的不仅是自己没法兑现给朋友的承诺，更是寒心于丈夫的冷酷。几十年的夫妻，几十年的软禁，在权力维稳面前，统统不值一提。 蒋介石怕什么？他怕张学良出来一呼百应？怕他翻西安事变的旧账？ 其实，他怕的是一种象征。张学良只要活着且自由，就是对他当年“不抵抗政策”的活体控诉。只要把张学良关着，历史的解释权就在他手里。 蒋经国是个孝子，老爹临终交代的“不可放虎”，他执行得一丝不苟。所以直到蒋经国去世，台湾政坛变天，张学良才真正迎来了自由。 那时候，他已经是个90岁的老人了。 重获自由的张学良，去美国探亲，接受采访。记者问他恨不恨蒋介石。 老爷子笑了笑，云淡风轻地说：“我不恨他，我只是可惜。” 可惜什么？可惜那一腔热血，最后只能在漫长的幽禁岁月中慢慢冷却。可惜那本该在抗日战场上厮杀的将才，最后只能在书房里研究明史、打打网球。 回顾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很荒诞的现象：蒋介石赢了权术，输了格局；张学良输了自由，却赢了历史的同情。 那三封被扣下的遗嘱，其实早就预示了蒋介石的心魔。他在1936年的那个冬天，就已经把自己困在了恐惧里。他恐惧失去权力，恐惧被背叛，这种恐惧伴随了他一生，也让他把那个曾经的结拜兄弟，死死地摁在五指山下。 张学良晚年曾说过一句话，特别扎心：“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 一个人的生命长度也许是百年，但作为“少帅”的生命，确实在1936年那个冬天，在那架飞往南京的飞机上，就已经戛然而止了。 至于那封“嘱子书”，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蒋介石以为自己会死在西安，结果他活下来了；他以为关住张学良就能关住变数，结果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没能挡住。 这段恩怨，随着两人的离世，早已化作尘土。但每次翻开这段历史，看着那发黄的信纸，总让人忍不住感叹：在权力的游戏里，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