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曹耘山报考空军，拿到政审表格时，曹耘山睁大了双眼，在外公那一栏中赫然写道：毛泽民，中共党员，烈士。 17岁的少年攥着表格的手指泛白，这三个字像颗哑弹在他脑子里炸开父母二十年绝口不提的“普通工人”外公，竟是毛泽东的胞弟。 母亲毛远志那晚坐在床沿补袜子，线头在布满老茧的指间绕成小团。 “你外公1943年死在迪化监狱，狱警往他指甲里钉竹签，他硬是没吐露半个字。”顶针撞在搪瓷盆上叮当作响，“咱们家不兴拿死人说事。”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泛黄的卷宗里，我见过毛泽民最后一次受审记录。 这个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财政先驱，在狱中用烧焦的木棍在墙上记账：“小米30斤，分给伤员。”直到刽子手举枪时，他还在纠正狱卒算错的粮食账。 曹耘山最终没去成空军。 部队领导拿着他的档案拍桌子：“毛泽民的外孙，怎么能去前线？”他把分配通知揉成纸团塞进裤兜，在野战军的泥地里摔打了十二年。 1979年谅山战役前夜，他带着尖刀连在雨林里潜伏，背包里装着母亲连夜绣的鞋垫，针脚里藏着“活着回来”四个字。 转业那年，曹耘山在旧书摊淘到本《新疆革命史》，翻到毛泽民章节时手直抖。 书里说“其家属下落不明”，这个“不明”的家属，此刻正在北京某工厂当保管员。 他抱着书在长安街走了半夜，决定要把外公的故事从历史尘埃里抠出来。 三十年里，他跑遍了湖南韶山的土坯房、新疆迪化的老监狱，甚至跑到俄罗斯国家档案馆。 在一堆解密文件里，他找到毛泽民1938年的学习笔记，钢笔字写着“财政不是算账，是让每个战士有饭吃”。 这些纸片后来都进了《寻踪毛泽民》的书稿，2015年拿到全国优秀党史著作奖时，他摸着烫金的书名，突然想起母亲补袜子的顶针。 去年在韶山冲的纪念馆，我看到玻璃柜里陈列着曹耘山捐赠的战地日记。 1979年3月16日那页沾着血污：“今天路过谅山中学，黑板上还留着‘打倒侵略者’，粉笔灰像雪片落下来。”旁边摆着双磨穿底的解放鞋，鞋跟处粘着块越南红土这双鞋，和他外公当年在苏区穿的草鞋，并排躺在展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