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女子与丈夫结婚五天后，丈夫就奔赴战场，英勇牺牲，在得知丈夫的死讯，女子嫁给丈夫的大哥，三十年后，女子抱着丈夫的墓碑痛哭流涕：“你交待的事情，我都做到了。”红烛的蜡油还凝在喜字上，王长献把军帽端正地压在箱底，转身摸了摸谢玉花的脸。 “村里参军的都走了，我不能留。”他说这话时，窗台上的新瓷碗还印着双喜，那是谢玉花娘家陪嫁的，说要用来盛一辈子的热汤。 部队的紧急集合号在第五天凌晨响起来。 王长献往背包里塞了双谢玉花纳的布鞋，鞋底上绣着小小的“安”字。 “等我回来，带你去县城看电影。”他跨出门槛时回头笑了笑，阳光刚好照在他军装上的领章，亮得晃眼。 谢玉花攥着门框没松手，直到背影拐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手里还捏着半块没来得及递出去的麦饼。 三个月后的傍晚，村口的广播突然哑了三次。 村长领着两个穿军装的人往家走，谢玉花正在灶台前蒸馒头，蒸汽模糊了她的眼，她听见婆婆“哎哟”一声软倒在地，手里的柴火棍滚到脚边，火星子溅在布鞋上，烫出个小黑点那是王长献临走时落下的那双。 遗物里有封没封口的信。 谢玉花把信纸展在油灯下，王长献的字迹歪歪扭扭，像被什么东西浸过。 “若我回不去，让玉花嫁大哥吧。”她数了数，这句话后面有三个墨团，像没忍住的泪。 大哥王长顺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那天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包旱烟，最后把烟锅往鞋底敲了敲：“我会对她好，对爹娘好。” 谢玉花搬进大哥家时，把王长献的军装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木箱最底层。 公婆的咳嗽声在夜里总格外清楚，她每天凌晨就起来熬药，药罐在灶上咕嘟咕嘟响，像极了王长献哼过的军歌。 小叔子上学缺笔，她把自己的嫁妆布料当了；小姑子出嫁，她连夜绣了对鸳鸯枕，针脚密得能数清。 有回王长顺看见她对着军装发呆，没说话，默默往她碗里夹了块腊肉那是过年才舍得吃的东西。 三十年过得像村口的河水，悄没声息就流远了。 谢玉花的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些，却还是习惯早起，只是药罐换成了给孙子热牛奶的搪瓷缸。 2014年春天，县里组织烈士家属去云南扫墓，她翻出那双落了灰的“安”字布鞋，手抖得半天穿不上。 麻栗坡烈士陵园的风很大，吹得人眼睛疼，她在960座墓碑里找那个熟悉的名字，找到时腿一软就跪了下去。 “你交待的事情，我都做到了。”谢玉花把脸贴在冰凉的石碑上，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她从布袋里掏出个红布包，里面是当年王长献没带走的半块麦饼，用油纸裹了三十年，硬得像块石头。 “爹娘走的时候笑着的，说没白养两个儿子。弟妹们都成家了，孩子也抱上了。”她抬手擦了擦碑上的字，指腹蹭过“王长献烈士”那行，和当年摩挲那封遗书时一样轻。 王长顺站在不远处，手里拎着个保温桶，里面是谢玉花早上熬的小米粥。 他知道，有些话她要单独跟弟弟说。 阳光穿过陵园的松柏，落在谢玉花的白发上，也落在墓碑前那双“安”字布鞋上，鞋尖朝着家的方向，像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又像在告诉那个远行的人：家，一直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