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贫富差距，根子上不在谁更努力，而在你生下来是什么身份——旗人还是汉人，官户还是农户，这张"出生证"基本锁死了你一辈子的收入天花板。 雍正七年，北京城里一头骆驼卖40两银子，一头牛只要1两5钱。 同一年，一个普通的八旗马甲兵，每月能领3两饷银，外加禄米若干，一年下来稳稳当当拿到手36两。 这笔钱够干什么？ 够买一头骆驼，或者二十多头牛。 而在江南最富庶的苏州府，一个佃农辛辛苦苦种十亩地，刨去地租、种子、肥料、税粮，一年到头能剩下的银子不过两三两。 一个在京城什么都不用干，一个在江南累死累活。 收入差距十几倍。 这还只是普通旗人和普通农民的对比。 往上看，差距更加触目惊心。 皇族里最低等的红带子觉罗，男孩一出生就能领红带子一条，每年自动到账24两银子、21石粮食，结婚给20两，死了还给30两丧葬费。 什么都不用做，躺着就有钱进账。 当时汉人三口之家一年花销也就10两左右，这红带子觉罗光靠"投胎技术"就能养活两三户人家。 再往上，亲王郡王每年俸禄五千到一万两，还有成千上万亩的庄田收租。 顺承郡王家在河北定县一带就有八万多亩地，光收租子就是天文数字。 可农民呢？ 清末美国驻华领事做过一个调查：一个四口之家的自耕农，耕种15亩地，一年盈利25美元，折合下来每天开支必须控制在55文钱以下才能勉强收支平衡。 想做件新衣服，就得从嘴里省。 这还是自耕农，有自己的地。 佃农更惨，收成的一半以上要交给地主，一年里总有那么几个月得靠糠菜度日。 有人说，穷就多干活，努力就能翻身。 这话在清朝根本不成立。 因为收入的天花板早就被身份焊死了。 官场上更能说明问题。 表面上看，清朝官员工资低得离谱，七品知县一年正俸才45两银子，按当时物价，一家人粗茶淡饭过日子，一个月就得五六钱银子，这点俸禄撑不过六天。 但这只是"明面上的规矩"。 暗地里，还有一套养廉银制度。 雍正朝以后，总督每年养廉银一两万到两万两，知县也有四百到两千两不等。 养廉银是正俸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山东巡抚诺岷的养廉银高达三万一千七百两，是正俸的204倍。 河南巡抚田文镜拿到二万八千九百两，是正俸的186倍。 这笔钱从哪来？ 火耗归公。 老百姓交税时多收的那部分"损耗"，原本是地方官私下截留的灰色收入，雍正把它收归国库，然后再以养廉银的名义发给官员。 说白了，换了个马甲，把灰色收入"洗白"了。 京城的官员没有养廉银，日子就紧巴巴的。 曾国藩刚当上翰林院检讨那会儿，给家里写信说"光景渐窘"，得等外地官员年底送来"炭敬"才能勉强撑过去。 堂堂翰林，混得还不如地方上一个小官。 真正站在财富金字塔尖的，是那帮盐商。 乾隆年间，扬州的徽州盐商总资本超过五千万两白银。 什么概念？ 清朝鼎盛时期国库最高存银也就七千万两。 一帮商人的身家，快赶上整个国家的家底了。 大盐商鲍志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前前后后给朝廷"捐纳"了两千万两白银、十二万石粮食。 这种财富规模，放在今天就是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 盐商凭什么这么有钱？ 垄断。 清朝盐业是国家专卖，但朝廷不直接卖盐，而是把专卖权"批发"给盐商。 盐商花大价钱买下"盐引"，获得在指定地区贩盐的独家资格，然后低价从盐场收盐，高价卖给老百姓。 产地的盐一斤才两三文钱，运到湖广就卖二三十文，到偏远地方能涨到七八十文甚至上百文。 中间的差价，全进了盐商和打点官员的口袋。 这种财富跟个人能力没多大关系，本质上是"政治特权的变现"。 吊诡的是，就连曾经的特权阶层，到后来也开始"内卷"贫困化。 清初八旗入关，一个壮丁能分到三十六亩旗地、两间房子，按月领饷银禄米，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可人口会繁衍，兵额却是固定的。 到了乾隆中期，京城数十万旗人，能补上"兵缺"吃皇粮的只是少数，大量旗人沦为"余丁"，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乾隆中叶，京营八旗已有六千多人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甚至出现老年旗人沿街乞讨、旗人寡妇自卖为奴的案件。 有份满洲旗人写的笔记记载：一个本来是"马甲"的旗人，按说每年能有七八十两收入，结果穷到家徒四壁，墙上的破洞大得能钻进一个人，老婆衣衫褴褛不敢出门见人，最后差点上吊自杀。 连旗人都混成这样，普通汉族农民的日子可想而知。 清朝的收入差距，说到底是一场"身份决定命运"的游戏。 蛋糕就那么大，谁能分到多少，出生那一刻就定了。 能力、努力、勤劳，在这套规则面前统统不值一提。 参考信息： 《古代如何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人民论坛网·2021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