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北京知青考上大学，返城前夜，农村未婚妻含着泪，不安地问：“你还会回来吗？”他搂着她坚定地说：“放心吧，毕业后，就来娶你。”那个冬夜，陕北的风卷着黄土拍打着窑洞口，她手里攥着刚纳好的布鞋，针脚里还带着没干透的棉线这双鞋，后来跟着他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从米脂县一路晃到了北京。 其实谁都清楚，1977年的火车站台上，这样的承诺比车票还轻。 前一年全国七百多万知青返城，大队会计的儿子走时也说“等我”，结果第二年就来信说“家里安排了工作”。 王爱娟的爹，老中医王海林临终前攥着刘小勇的手，枯树枝似的手指掐进他胳膊：“城里姑娘是好看，但咱黄土坡的人，吐口唾沫是个钉。”那时刘小勇刚在土炕上躺了三个月，右踝骨摔裂时，是王爱娟每天用蒲公英水给他洗伤口，药草的苦味混着她发间的皂角香，成了他对陕北最深的记忆。 1977年10月21日的广播里，中央台的声音像道惊雷：“恢复高考了”。 刘小勇蹲在大队部的泥地上，听着喇叭里说“570万人报名”，手里的算盘珠子都在抖。 他借的高中课本缺了后半本，王爱娟就把她爹留下的《伤寒杂病论》拆开，用里面的空白纸给他抄数学公式。 煤油灯烧到后半夜，她趴在桌上打盹，辫子垂到他手背上，像条温凉的小蛇。 他那时就想，等考上大学，一定要让她住上有暖气的房子。 北京医学院的课堂上，解剖图旁边总放着那双布鞋。 同学给他介绍过设计院的姑娘，说“你北京户口，她父亲是主任”，他只是把布鞋往抽屉里塞了塞。 和爱娟在煤油灯下读医书的夜晚，那些书页上的批注还带着她的字迹，“桂枝汤加减”旁边画着个歪歪扭扭的小人，他觉得有些约定不是随口说说的。 四年里，他往陕北写了32封信，每封都夹着北京的糖块，后来王爱娟说，那些糖纸她都夹在《伤寒杂病论》里，书页都粘成了块。 1982年冬天，刘小勇提着行李箱站在米脂县的路口时，王爱娟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只是辫子盘成了髻。 婚礼就在原来的窑洞里办的，没有红地毯，炕上铺着她新缝的花褥子。 席间有人起哄“北京来的大学生还真回来当女婿啊”，他没说话，只是从包里拿出那双布鞋鞋帮磨出了毛边，但“平安”两个字的针脚依旧清晰。 新房抽屉里，那双“平安”布鞋还整齐放着，就像当年她在车站塞给他时一样。 从煤油灯下的医书到北京医学院的课堂，再到陕北土炕上的婚礼，这份跨越十年的承诺，最终变成了每天清晨一起熬粥的烟火气。 现在老两口还住在县城的老房子里，刘小勇退休后开了个小诊所，门口挂的牌子是王爱娟写的，毛笔字歪歪扭扭，却和当年鞋上的“平安”一样，透着让人踏实的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