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本领事馆举办宴会，宴请多位日军高级将领。 宴会厅里觥筹交错，穿黑马甲的侍者端着银盘穿梭其间，没人发现他右手袖口沾着一点白色结晶，像极了窗外落的细雪。 银盘里的清酒晃了晃，他弯腰给主桌东侧第三席换杯时，指尖在杯口一抹。 清水次官正和旁边的军官说笑，酒杯碰到唇边的瞬间，侍者已经转身，后腰的良民证硌得他腰眼发紧。 后来他总想起那个时刻，觉得银盘的重量比当年抱过的课本沉多了。 南京陷落后的那个冬天，他在难民潮里走了三天，怀里的全家福边角磨出毛边。 城南门东的老房子烧没了，父母和弟妹们的笑脸还在照片上。 原明德中学的同事李华在上海找到他时，他正对着空黑板发呆，粉笔灰落满了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衫。 上海法租界的阁楼里，他学了三个月怎么像真正的侍者那样走路，怎么把0.3克毒药藏在指甲缝里。 双十节那天听重庆广播，里面说“为30万同胞雪恨”，他把日记本里“为家人报仇”那页撕了，重新写了句话，墨水洇透了纸背。 我觉得这页纸的重量，比他教过的所有课本都沉。 宴会散场时他混在后厨，理发师的职业证明在口袋里卷成一团。 秦淮河的腥气裹着夜风扑过来，他踩着水洼往码头跑，鞋帮灌进了泥水。 后来听说南京全城宵禁三天，而他正坐在“长江号”货船上，看两岸的芦苇往后退，像极了老家田埂边的样子。 1946年他在上海开了家旅社，取名“长麟”，总给住店的老兵免单。 晚年从不碰日料，墙上不挂钟，说听不得滴答声。 2004年档案馆的人找到他时，他从床底拖出个木箱，里面是那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弟妹们永远停留在十五六岁。 2008年他走的时候，床头的全家福压在玻璃下，旅社的灯还亮着，有老兵说要替他守到天亮。 那张被汗水泡软的良民证后来放在纪念馆，旁边是他改过的日记本，纸页上的墨水印子，现在还能看出当时用力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