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一天，已退休赋闲在家的纪登奎在书房阅读时，突然感到胸口发闷，头晕目眩，气都喘不上来，家人见状连忙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但还是晚了一步。 这位曾在国务院副总理位置上忙碌了十年的老人，最终没能熬过那个春天。 医院走廊里，家属们攥着还带着体温的病历本，上面"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书像块铅块压在手上。 谁能想到，这个五年前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会议的身影，会以这样平静的方式走完最后一程。 退休后的纪登奎把四合院的南屋改成了书房，窗台上总摆着几盆兰花。 邻居们常看见他穿着中山装在胡同里散步，碰见谁家买煤困难，还会让家里的警卫员搭把手。 胡同口修鞋的老王记得，这位"大官"来修鞋时总说"跟老百姓一样排队"。 1938年，16岁的纪登奎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当文书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走进中南海。 文革期间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协助邓小平整顿工业系统，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 那些年他案头的《工业二十条》文件上，密密麻麻的批注里藏着那个年代的改革尝试。 1980年深秋，纪登奎向中央提交了辞职报告。 报告里没提功劳也没摆困难，只说"应当让年轻同志上来"。 当时和他一起辞职的还有陈永贵、吴德等几位老同志，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干部年轻化的先声。 我觉得这份报告里的"为年轻干部让路"几个字，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清醒。 退休后的纪登奎没闲着，被聘到农村经济研究所当顾问。 他跑了十几个省份的农村，笔记本里记满了"包产到户后粮食增产情况"。 有次在河南调研，他蹲在田埂上跟老农算收成账，裤脚沾着泥点的样子，让人想起他早年在根据地的岁月。 如今党史资料里提到纪登奎，总会说起他"主动让贤"的选择。 胡同里的老邻居却记得更多细节：他总把看完的《人民日报》整齐叠好送给传达室老张，冬天会给扫雪的环卫工人递热茶。 这些细碎的片段，拼凑出一个从政治舞台回归平凡生活的老人形象。 他书房里那本翻开的《资治通鉴》还夹着书签，扉页上"功成不必在我"的字迹被摩挲得发亮。 这种在权力巅峰选择转身的自觉，像胡同里那棵老槐树，不张扬却把浓荫留给了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