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北平即将解放之际，有关方面向胡适提出了优待条件，只要他愿意留在大陆，可以继续让他当北大校长，但胡适却予以拒绝。 北平的冬天来得早，未名湖畔的柳树早落尽了叶子，胡适坐在北大校长办公室里，手里捏着那份挽留信。 窗外传来零星的枪炮声，桌上的台历停在12月，墨迹被手指磨得有些模糊。 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任职邀请，是两个时代的岔路口摆在面前。 那会儿中共方面托人带话，说得很实在：北大校长的位置还给他留着，学术研究也不会受影响。 吴晗专门来过一趟，穿着棉袍，语气恳切，说新政权需要像他这样的学者。 陈寅恪也在清华园的茶桌上劝过他，说“入山为僧都行，何必非要走”，茶杯里的龙井都凉透了，胡适还是没松口。 他心里有自己的疙瘩。 从五四时提倡白话文起，他就信“学术独立”那套，觉得政治不该掺和进课堂。 1947年他还写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这会儿要他改口，比让他扔掉那些藏书还难。 加上他和国民党的关系，虽然不算深，但抗战时当过驻美大使，这身份在新政权里怎么摆，他想不明白。 家里的事更让他头疼。 小儿子胡思杜那会儿刚从美国回来，满脑子新思想，天天念叨“要留在北平建设新中国”。 江冬秀在一旁抹眼泪，说“要么一起走，要么都留下”，可父子俩的想法拧着，谁也劝不动谁。 最后胡适叹口气，把胡思杜留在了北平，自己带着妻子登上了去南京的飞机。 到了美国，日子并不像想的那么顺。 普林斯顿大学请他当图书馆馆长，听着体面，其实就是管些图书编目，跟他想的学术研究差远了。 后来去台湾当“中研院”院长，本想好好搞学术，可政坛上的事总找过来，1961年演讲时他说漏嘴，说“自由中国”的学术环境还不如北大，台下立马有人站起来反驳，他只能尴尬地喝口水，把话岔开。 留在大陆的胡思杜，路走得更难。 1951年他在《人民日报》发了篇《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字字像刀子，把父子情割得血淋淋。 后来反右运动一来，他成了“胡适余孽”，被单位贴满大字报。 1957年冬天，有人在他宿舍发现了遗书，说“我对不起新社会”，桌子上还摊着没写完的思想汇报。 前几年看解密档案，才发现当年蒋介石给胡适发过密电，催他“速赴南京共商国是”，原来他的离开，早就被两边盯上了。 现在再读他登机前留给北大师生的告别信，那句“此去不知何时再返”，字缝里全是无奈。 一个想守着学术独立，一个想融入时代洪流，父子俩的选择，说到底都是被那个年代推着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