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徐景贤被保外就医。 走出监狱大门时，这个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手里攥着

1996年，徐景贤被保外就医。 走出监狱大门时，这个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手里攥着的释放证明，边角已经被汗水浸得发皱。 没人知道这个62岁的老人此刻在想什么，只看到他抬头望了眼灰蒙蒙的天，转身钻进了接他的小轿车。 住进黄浦区那间12平米的石库门阁楼时，他的生活彻底换了模样。 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夏天像蒸笼，冬天四处漏风，做饭要去公用厨房，洗澡得端着盆去楼道。 最让他难受的是口袋里的窘迫，没有退休金和医保，每月靠子女接济的几百块钱，连买菜都得精打细算。 物质上的窘迫尚能应付，心理上的落差却像石库门的楼梯，每一步都踩得他喘不过气。 从前出门前呼后拥，如今去豫园买菜都要把中山装换成夹克衫，刻意绕开南京路。 有次在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听到身后有人议论"文革"旧事，他捏着话筒的手突然开始发抖，话没说完就匆匆挂断。 每周三下午带外孙去复兴公园成了固定节目。 孩子趴在石桌上练字，他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着，阳光透过法国梧桐的缝隙洒在宣纸上，把"人之初"三个字照得透亮。 外孙问起外公以前是做什么的，他总是笑笑说"就是个普通干部"，然后把话题岔开去讲笔画顺序。 1998年冬天开始，阁楼的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 那张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书桌，成了他重新面对过去的战场。 手写的稿子改了又改，墨水染黑了十多瓶，连台灯都换了三个瓦数。 在写到1967年"一月革命"那段时，他停笔整整半个月，日记本里留下一句"有些债，总得用笔墨来还"。 2001年春天，他揣着地址找到陈丕显家楼下。 在楼下徘徊了三个小时，最后还是没敢上去，只把写了七页纸的信塞进了信箱。 后来听说曹荻秋的儿子收到道歉信时哭了，他坐在豫园的石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突然老泪纵横。 确诊肺癌晚期时，他平静得让医生都意外。 拒绝化疗不是不怕死，是知道那几万块钱够家里撑大半年。 签遗体捐献志愿书那天，他特意穿上唯一那件没打补丁的衬衫，钢笔尖在"自愿捐献"四个字上顿了三次才落下。 2007年春节，他写了副春联贴在阁楼门上。 上联"生命无常"，下联"笔墨千秋"，横批空着没写。 护士后来回忆，临终前他突然说了句"把角膜留给需要的人"，说完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那本辗转海外出版的《十年一梦》，成了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 石库门的灯光灭了，但那本泛黄的回忆录还在流传。 书里夹着的买菜清单和修改手稿，让读者看到的不只是历史，还有一个老人用笔墨直面过去的勇气。 这种勇气或许不够惊天动地，却像阁楼窗台上那盆绿萝，在时光的角落里悄悄发了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