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24日拂晓，沈阳市长武迪生和助手张力女士，乘坐直升机前往以色列的马萨达山，去看死海日出，中途意外坠机身亡，事后，围绕是否因公殉职和赔偿问题，沈阳方面和以色列官方产生了很大分歧，一度陷入僵局。 1993年11月19日到25日，沈阳市政府代表团共18人应以色列出口贸易协会邀请访问以色列。主要目标是吸引外资，特别是要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47万平方米以色列工业园项目，同时推进跟拉马特甘市的合作，包括结好前期准备。武迪生作为团长，行程安排比较紧，24日下午还要去法国见巴黎市长希拉克。 为了抓紧跟主要合作伙伴伊兰·阿尔特谈工业园，武迪生接受对方邀请，24日凌晨跟张力一起坐伊兰租的贝尔206型直升机，从海尔兹利亚思荻多夫机场起飞，去马萨达地区高新科技园区吃早餐继续谈。机上还有伊兰、一名导游和飞行员，一共5人。这次飞行是访问中安排的公务环节，不是额外活动。 飞机当地时间4点50分起飞，5点24分飞行员最后跟地面联系，之后失去回应。约5点30分直升机在贝尔沙瓦以北约5公里处坠毁。调查显示原因 是发动机第二级定子叶片高频疲劳断裂，厚度低于厂家标准，导致压气机失效。飞行员进入自转下降尝试迫降，但地形判断有问题，造成重击、油箱破裂、起火。5人全部因身体严重破损死亡。 消息传回沈阳后，市委市政府马上成立善后组，由副市长艾廷隽和副秘书长张福卿带队。他们花两天办好护照签证等手续，27日出发，28日凌晨抵达以色列。工作组任务分三块：处理遗体、维持访问成果、推进赔偿事宜。 以色列当地习俗尸体只能土葬，不能火化。工作组按照国际惯例，通过运尸网络对武迪生和张力遗体做防腐处理，12月1日封棺，12月2日用以色列航班运回，12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武迪生骨灰后来安放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 代表团剩下成员继续完成任务。尽管伊兰遇难导致两项合同没签，但还是签下一份备忘录、一项合资合同、两项合作协议和五项合资意向。拉马特甘市明确表示合作不受影响，双方在12月2日签了相关备忘录，保持了友好关系。 赔偿问题从一开始就卡住。沈阳方面认为武迪生是市长代表政府出访，张力是助手参与项目谈判，整个行程是正式公务，遇难属于因公殉职，以色列方和航空公司应承担责任，提供相应补偿。家属也按这个标准提要求。 以色列方面观点不一样。他们说飞机是伊兰个人租的，由当地航空公司运营，事故责任按本地法律和保险规则处理。政府和拉马特甘市不直接负责，只能走保险渠道。双方对这次飞行是不是纯公务还是带考察性质也有不同理解。 核心分歧出在赔偿计算上。以色列法律用“生活指数”作为依据，就是遇难者事故前平均年收入乘以剩余预期寿命年数。中国男性平均寿命74.5岁，武迪生58岁，剩16.5年。他法定年工资收入约6000多元人民币，换算不到800美元一年。住房和公车等福利不算法定收入，不纳入计算。结果算出来金额很低，跟国内预期差很多。 张力家属情况类似。双方就这个标准反复沟通。沈阳这边觉得市长身份和公务性质应该综合考虑，不能只看工资数字。以色列坚持按本地法律条文办，不能突破。谈判一度停滞，律师态度也受影响，因为算出来赔款少，觉得不划算。 工作组和家属同意后，12月3日在以色列聘请特拉维夫律师拉斐尔·迪那耳代理索赔。1994年以色列民航报告列出可能原因，但没定主要责任方。迪那耳建议去美国起诉直升机制造商贝尔公司和发动机制造商爱利森公司，因为那里赔款标准高。迪那耳1995年2月突发心脏病去世，案子转给其他人。 后来沈阳又派工作组去以色列，换聘律师阿龙·梅泽，思路跟家属一致，但律师费和技术专家费谈了很久，到1996年6月才签委托书。家属分头行动，张力家属另请美国律师走美国渠道。整个过程涉及多家机构，包括以色列外交部、交通部民航局、出租公司和保险公司，大家都表示可以调解，但责任不能一家全担。 这件事拖了十几年。中间双方多次交换材料、核对法律依据。沈阳坚持公务定义和合理补偿，以色列守住生活指数规则。两国法律体系和对“公务”“损失”的理解不同，让协调特别费劲。国内也有人议论过安全和国际合作责任划分。 到2006年，经过多年诉讼，武迪生家属和张力家属分别在以色列和美国申请索赔，都拿到了还算满意的经济赔偿。这起空难的赔偿争议终于得到妥善处理。沈阳这边也按国内标准给家属抚恤。 武迪生离世后，沈阳市长职位有人接任，他之前推动的工业调整项目大部分继续下去。跟以色列的工业园合作后来也有进展。代表团成员回国后把剩下工作做完。这件事让大家看到，90年代地方官员出国考察越来越多，但安全和责任条款需要更清楚的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