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上海的一家医院里，46岁身无分文的癌症患者，永远的闭上了眼睛！然而，谁能想到，他从前是一个开豪车住别墅，有着自己公司的英俊富豪。 他叫郁雷鸣。这个名字，在互联网上，被一千多万网友唤作“千狗之父”。但在生命最后的十六年，他更习惯别人叫他“老郁”，或者，干脆就是——“那个养狗的疯子”。 病历摊在桌上，医生看着CT片子，沉默了很久。46岁的肺，布满了100多个结节，像一捧撒在黑色丝绒上的碎米。部分已经癌变。 老郁坐在诊室外的塑料椅子上，裤腰还扎着一根输液管——那是他自己做的皮带，皮扣早断了，舍不得买新的。他听护士说完住院的预估费用，没吭声，站起来，抓了药，当天就回了安徽的深山。 他不愿住院，不是不怕死。是山里那两千多只狗，等着他喂。 十六年前的郁雷鸣，不扎输液管皮带。他开保时捷，住上海三套复式，名下有一家运营稳定的公司，身边有谈了九年的女友。那时候他最大的烦恼，是爱犬“小艾”挑食，换了好几个牌子的狗粮都不肯多吃。 2007年，小艾在家门口走丢。 他疯了似的找，悬赏、贴告示、开车一条街一条街地搜。狗没找到，倒是撞见一只又一只被车轧伤、被遗弃、在垃圾堆里翻食的流浪狗。 他把第一只瘸腿的黄狗抱进宠物医院时，交完三千块押金，忽然想：如果小艾也在流浪，会不会也有人把它从路边捡起来？ 这念头像钉子，扎进去了，就拔不出来。 起初只是零星收养。狗越捡越多，车库塞满了，客厅塞满了，女友从不满、争吵，到沉默、离开。2009年，郁雷鸣卖掉第一套房产，成立“常安动物救助中心”——他起这个名字时，大约是盼着毛孩子们永远平安。 但他自己，从此再无平安。 一个月12吨狗粮，是20万。房租、疫苗、驱虫药、员工工资，加一起翻倍。他的保时捷换成了奥拓，奥拓换成了二手面包车。三套房，卖了一套、两套、三套。父母给他买的保险，折现。 女友在婚房卖掉的那个傍晚，收拾行李，只留下一句话：“你和你那些狗过吧。” 他站在门口，没追。后来他跟志愿者说，不怪她，早该放人家走的。 2017年，常安基地从上海搬到崇明，又从崇明搬到安徽广德的深山。不是因为租金——是因为投诉。狗叫扰民、气味大，邻居骂、村委赶，他没有户口，没有地，像一群被驱逐的流浪汉，领着一群真正的流浪狗，四处找落脚处。 深山没有邻居，也没有水。 2020年7月，山洪夜里灌进基地。他蹚着齐腰的泥水，一只一只把狗抱上高地，往返两百多趟。天亮时，两千多只狗，无一溺亡。他蹲在泥里，笑了，然后整个人栽下去。 那次之后，他落下严重的风湿，膝盖肿得穿不进裤子。 2021年1月，他去镇上买狗粮，留守的工人用电暖器给小狗保温，线路老化，蹿起火苗。等他赶回来，三间犬舍烧成黑架子。他冲进去，用光手抱狗，脸上的皮肉粘在滚烫的门框上。 事后清点，烧死0只狗。烧伤他自己，三度。 朋友去探望，他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脸缠得像木乃伊，还盯着手机里的监控画面。朋友问他疼不疼，他说：“狗没跑出去才疼。” 没人算得清他到底欠了多少钱。狗粮商的账期从30天拖到60天，又拖到90天。最窘迫那年，他把公司的股份卖干净，春节给不了工人工资，蹲在犬舍门口抽了一夜烟。 第二天，志愿者发现他偷偷把自己的药停了。 2023年春天，他咳得整夜睡不着。体重从130斤掉到90斤，皮包着骨头，眼窝凹进去，鬓角全白了。志愿者强行把他拉去医院，CT做完，医生问：“家属呢？” 他自己答：“我就是。” 取报告那天，他翻出手机，给狗粮商发了一条微信：“下批货，能不能再缓一周？” 对方没回。 7月22日，呼吸衰竭。他被抬上救护车时，已经说不出话，手指还死死指着犬舍的方向。护工掰开他的拳头，掌心里攥着一小撮狗毛，黄褐色，不知是哪只狗的。 8月5日傍晚，ICU的监护仪拉成一条直线。母亲朱建芳赶到时，他的眼角还挂着泪，没干透。 他朋友圈最后一条消息，是7月19日凌晨发的。写得很短，没有标点： “宝贝们爸爸也要去汪星陪你们了” 讣告是母亲发的。她替儿子谢绝了所有捐款，只说常安基地会继续办下去，接手的老阿姨叫“杉杉”，跟郁雷鸣非亲非故，十几年的老志愿者。 后来有人在广德的山里见过她。六十多岁的人，背微驼，端着不锈钢盆往食槽里倒狗粮。两千多只狗围着她，尾巴摇成一片。 有人问她图什么。 她没答，弯腰捡起一只小黑狗，用袖子擦了擦它眼角的眼屎。 文|没有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