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广西一男子肝癌晚期，他自掏腰包17万修路，却不治病。哪料，修路还差8万元，他向村民借钱，并立下保证：你们放心，就算我死了，我儿子也会替我还钱给你们。 2014年5月，广西桂林永福县的深山里，空气闷湿得能拧出水来,在一张斑驳的木桌上，摆着两张决定命运的纸,左边是一张来自省城医院的“死刑缓期执行书”：肝癌中晚期，如果不治，剩余寿命3个月,如果花光积蓄切除肝脏，或许能痛苦地苟活3到5年。 右边是一本红色存折，那是45岁的黄元峰半辈子拿命换来的“赎金”余额显示17万元,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这根本不是选择题，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钱送进医院的收费窗口，买那一丝尚存的生机。 但黄元峰盯着桌上的纸，脑子里却在运转一套冷酷的算法,他是个异类，一个拥有“千吨抗震床”国家专利的民间发明家，他的大脑习惯了解决工程问题，而不是情绪宣泄,他算了一笔账：把17万投入医院，产出是延续3年的痛苦和一个赤贫的家庭。 把17万砸进脚下那条困死全村的泥路，产出是几代人的坦途和资产增值，在那个决定生死的瞬间，他把“个人消费资金”强制划转为了“公共固定资本”他不仅是个狂人，更是个极致的理性主义者，小江屯的困境是地理性的。 四公里的泥路像一道封锁线，雨天车辆禁行，山里的农货烂在地里，外面的建材运不进来，黄元峰决定“止损”他要用自己仅剩的3个月，去博一条路，家庭会议上，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妻子看着那张诊断书崩溃痛哭，那是丈夫的救命钱，怎么能扔进无底的泥潭。 但黄元峰没有谈情怀，他谈的是现实的资产负债表：人走了，钱没了，家就垮了，路通了，产业活了，家还有希望，这种近乎无情的理性最终说服了所有人，在南宁打工的儿子辞职归乡，正在读大学的女儿申请休学。 这个家庭迅速完成了一次军事化的职能转换：妻子转岗为后勤部长，儿女成了战地副官，但现实很快给了这个理想主义者一记耳光，工程预算远超预期，17万扔进去，路基才推了一半，资金链断了，缺口高达8万元，对于银行来说，一个肝癌晚期的农民信用评级为零。 也就是在2014年的年中，黄元峰展现了他惊人的金融风控能力，他带着儿子敲开了村里3户富裕人家的门，他没有抵押房产，因为那不值钱，他指着身边的儿子，向债主立下了一份原始而血腥的契约：“父债子偿”。 在那个熟人社会里，他把自己家族的未来当作了担保品，他对村民说：“如果我死了，这笔债我儿子背，他会还清每一分钱”这是一种超越现代法律文书的信用锁定，村民们看着这对父子，最终拿出了积蓄，甚至连一张欠条都没让打。 2014年的冬天格外阴冷，修路现场更像是一个战场。黄元峰的身体已经被癌细胞侵蚀得摇摇欲坠，但他拒绝躺在床上等死，工地上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坐标：一把折叠椅，一个熬着苦涩中药的保温壶，一部指挥调度的对讲机。 他不是在做慈善，他是在搞工程，作为技术控，他对水泥标号和路面平整度的要求近乎苛刻，此时的他，哪里像个只有几个月寿命的病人，分明是个杀伐决断的指挥官，全村老少被这种悲壮的执行力彻底点燃，原本观望的人扛着锄头来了，义务投劳成了常态。 到了2015年春节前夕，那条长达4公里的水泥路竟然真的贯通了，鞭炮声在山谷里炸响，车辆第一次开进了小江屯，按照医学的剧本，这时候主角应该倒下，完成悲剧英雄的谢幕，但命运的算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Bug”。 路通之后，黄元峰去医院复查，医生对着片子目瞪口呆：肿瘤非但没有疯狂扩散，反而停止了生长，甚至有病情稳定的迹象，心理学上或许能解释这种奇迹“心流”在长达半年的高强度工程指挥中，黄元峰的精神高度聚焦。 这种极端的意志力暂时屏蔽了肉体的癌痛，甚至重构了免疫系统的防线，他本想用命换路，结果这条路“反哺”了他的命，黄家子女没有因为父亲放弃治疗而陷入贫困，反而因为路通财通，在家乡落地了山苍子油提炼技术，办起了酿酒作坊。 那个当年被作为债务担保人的儿子，如今已是产业致富的带头人。信息来源：中国日报网：《躺在椅上自费为家乡修路》
